社会有机体思想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社会有机体思想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开始萌芽，经过黑格尔、圣西门、孔德、斯宾塞的尽情发挥，再到卡尔·马克思的日臻完善，现在已为很多国家所接受。不论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还是中国的广大学者，都在普遍论述和推行社会有机体思想。尽管各家所论有不同之处，但是，共同的根据是社会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变动性、开放性以及自组织性。遗憾的是，认识与实践还有不小的距离。这既说明有些人对“社会有机体思想”并非认识深刻，也要求我们要找出践行社会有机体思想的障碍，多在如何把社会有机体论变成现实上下大功夫。

关键在于社会结构

社会有机体的对立面是社会失调。社会失调必然拉大社会距离。社会距离拉大必然带来社会张力大，绷得紧则一触即发，社会冲突频发，而且其强度、烈度与日俱增。那么，再回过头来分析一下怎么会失调的。这不能不认为与社会结构不合理有关。

什么是社会结构？社会结构是指社会整体的基本组成部分之间比较稳定、有序的关系网。宏观社会结构指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微观社会结构指各种不同的社会角度及角色规则和符号体系。从群体类型角度看，指阶级、阶层、民族、职业群体之间联系的基本状态。从界别角度看，指经济、政治、教育、科学等等。

什么样的社会结构是比较好的？有人简单地打了个比方，很快为许多国家的学界所接受。比较好的社会结构是“橄榄形”的。那就是说，中等收入的人居多，高收入的人少，低收入的人也少。两头小，中间大，意味着富人富不到哪里，穷人也穷不到哪里。经济上的距离小，社会距离也相应地比较小。社会距离小，社会张力、社会冲突也相应比较少。

中国的社会结构，过去有平均主义倾向，干多干少一个样。“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针对平均主义，中国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适时的。可是，有些人来了个矫枉过正，忘记了“共同富裕”，忘记了先富帮后富，长此以往，形成了一个代表富人利益的集团，听不得别人的不同意见，制造了很多有利于富人的舆论和理论。

曾有人不许提“中产阶级”。不许提“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便难以壮大，壮大的只会是富裕阶层。殊不知，“中产阶级”与中等收入群体几乎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把“中产阶级”延长后批它太长，把它抹黑后再批它太黑，有什么意思呢？

曾有人不许提“弱势群体”。不许提“弱势群体”就很难着力关怀“弱势群体”，到头来必然是弱者更弱，相对更弱，甚至绝对更弱。

曾有人大声疾呼批判“仇富心理”。可是，他们只字不提为什么会出现“仇富”。事实是先有“欺贫”后有“仇富”。事实是，贫者无阵地仇富，无工具仇富，无资本仇富。而欺贫则不同，前有一帮打手欺贫，后有一批政治后台支持欺贫。

曾有人不许提“官僚资本”，不许提“权贵资本”。请问：“十八大”以后抓出来那一批贪官，哪一个不可以跟“蒋宋孔陈”相比？哪一个不比“四大家族”厉害？他们不正是“权贵资本”的突出代表吗？

本来有人说是在“本世纪末”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结果呢？结果是把社会有机论抛到了九霄云外。中国的收入基尼系数有好几个数字，不管是政界的、学界的，还是外国的，都表明超过了警戒线。至于财富基尼系数，那就更大了。由于有些人的财富至今没有公开，因此再有本事的人也算不出财富基尼系数。可是，拨开模糊见清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一只眼小得如鼠眼，另一只眼大得如驴眼，尽管不晓得是小毛驴还是大叫驴，总归知道有悬殊就是了！

祸根在“兼顾公平论”

20多年前，有人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种口号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即使是一些事实不公平的国家，也不敢挂出“兼顾公平”的招牌。就是在空想社会主义者让·梅叶等人那里也是把社会主义与公平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在有人转弯抹角地对“兼顾公平论”提出质疑后，又有人“以退为进”地解释说：“第一次分配讲效率，第二次分配讲公平”。试问：第一次分配能够把公平放在次要地位吗？

再说，效率是从哪里来的？决定效率的首要因素是人。再先进的生产工具也是由人操作的。这操作的人技能再好，本领再大，如果没有积极性也出不了效率。如果不肯干，按今天时髦的语言来说，效率就只会是“零增长”，负增长。

可这生产积性从哪里来？待他不公平，他会有积极性吗？富士康出现的“十三跳”，难道与劳动强度极大、劳动报酬极低没关系吗？台湾报纸敢批评富士康的台湾老板为“岛内之耻”，我们这里哪一家主流媒体这么批评过？拖欠工资、尅扣工资，挪用到扩大再生产上，是会提高效率的，行吗？不注意生产安全，把用在安全上的资金挪到扩大再生产上，地是会提高效率的，行吗？治理污染，做到低碳是要花钱的。把这笔钱省下来，挪用到扩大再生产上，仍然是会提高效率的，行吗？我们是要效率的，但这效率必须是建立在公平前提下的效率。牺牲公平，牺牲土地，牺牲劳动者的效率，是带血的效率，是黑色的效率，是不能要的。我们坚定地相信：公平出效率，不公平没效率。

好在后来中共中央郑重地提出“把公平放在首位”。最近，中央又把“公正”列为核心价值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正确的，是提高效率的正道，是“社会有机论”发出的光芒。

目的是社会发展

健康的社会有机体不是面子工程。健康的社会有机体是社会发展的飞毛腿。

为了社会发展，首先要处理好“稳”与“进”的关系。在社会冲突多的时候，在一些人头脑发热，刮“浮夸风”时，要强调“稳中求进”；在社会安定、社会平衡，风调雨顺时，要强调“进中求稳”。有人提倡“小步快跑”。天下哪有这般好事人？小步是跑不出的，小步只会是慢跑。当然，没形成有机体“小步‘慢’跑”也是允许的。一旦形成有机体，浑身是劲，就能迅跑。

其次，为了社会发展要强调有序。而要有序就必须有完善的社会规范。社会规范包括法律、道德、政策、乡规民约和宗教教规。既要法治，又要德治。法治第一，德治第二。社会法很容易成为被人遗忘的角落。政策可以转化为法律。在转化前不能代替法律。社会法是兼具私法与公法特点的新型法律。为保障社会利益，为了维护社会有机体，应当制定社会法，如劳动法、消费者保护法、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等。团体社会正在形成一块新的社会关系领域。这块领域原有的私法与公法二元结构难以涵盖，故称第三法域。

第三，为了社会发展要壮大社会组织。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取名“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就是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的主义。社会主义一词出现在马克思之前，在欧洲是18世纪中叶。它来源于古拉丁文pocialis，原意是“同伴”、“同志”、“同盟”、“善于社交”等。何谓“同伴”？很显然，就是社团。中共中央提出“小政府，大社会”已三十载。为什么“小政府”小不了？还不是因为“大社会”没有大起来嘛！社会组织是政府的助手，是社会病的门诊所。社会组织也是前面所说的社会有序的保障。“大社会”大起来之日才是“小政府”、强政府建起来之时。

中国社会是一个庞大的富有活力和凝聚力的有机体。这庞大的有机体正在社会改革中健全、协调，正在社会改革中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