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邓思念老姚

老姚走了！

上海大学文学院的姚汉荣教授走了！我再也听不到他唤我“小邓”了。半个世纪以来，年年都会听到他唤我几声“小邓”。这“小邓”的称呼里饱含有关爱、友善和指教。姚汉荣长我3岁，可是，从他二十来岁起，我们就称他“老姚”。因为老姚在我面前就是高我们一筹，他沉稳，他干练，他说话有板有眼，他办事有情有理。

老姚引我走向社会学

“文革”之初，革文化命的时候，我目睹有些干部子弟凭借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带领着红卫兵趾高气扬，横冲直撞。曾几何时，“文革”的矛头指向了“走资派”，还是这些干部子弟一下子又成了“混蛋”，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受尽了不堪回首的折磨。“文革”后，他们的父辈得到平反，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这是好事。可是，又是这些干部子弟搞起了“半世袭制”。我认为这是荒唐的血统论又在继续害人。我担心他们受害而不识害，便写了《家庭的淡化问题》。文章发表后，复旦大学分校校长王中、书记李庆云正在带着袁缉辉、姚汉荣等人，在国内率先重建社会学。他们认为他们的社会学系正需要开设一门家庭社会学课程，王中便偕老姚来我所在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上海分社，调我去他们学校任教。哪知我的领导陈虞孙尽管与王中是老友，却不同意放我。陈虞老对王校长说：“你看我这讨饭篮里就那么几个窝窝头，你怎能忍心再给我拿走一个。”王校长沉思了一会儿说：“你不让我把邓伟志带走，你总得卖我个老面子，让他在我们社会学系兼课……”陈虞老同意了。就这样，我这“窝窝头”便一头栽进了社会学，而且一进去就是34年。

老姚是我的文学顾问

我这个人词章修养很差，文学知识贫乏，在阅读和写作过程中常遇到拦路虎。这时，不论是早还是晚，我都会打电话向老姚请教。老姚总是会耐心地不吝赐教。有时候，他会同他夫人讨论几句后答复我的难题；有时候，他为了慎重起见，他在向他的同行商量后，再指导我；如果我请教的问题不在他的视野范围，他会让他的友人直接与我交谈，告诉我到什么书中去找。几十年来，我向老姚至少请教过几十个问题，他总是这般诲人不倦，教我不厌。他是我的语言文学老师和顾问。

他让我们轮流去看望戴厚英

“文革”后，女作家戴厚英埋头写了两部长篇小说《诗人之死》、《人啊人》。她寄给一家出版社，出版社审稿后拍案叫绝，可是，由于行政干预，“叫好”的声音没落，就收到了退稿。再寄给另一家出版社，出版社又是连声叫好，可是，没过几天，她又落了个退稿的下场。她再寄给第三家出版社，依然是嘖啧称赞，并告知：“马上开机印刷”，可是，结局仍是退稿。几次三番地大起大落，忽起忽落，一贯坚强的戴厚英难以承受了，她身心憔悴，精神接近崩溃。她恼火，她悲伤。她恼火时，会火冒三丈；她悲伤时，会痛哭流涕。老姚知道后，有一次把戴厚英的情况告诉我。他说：“现在大家都很忙，不能经常去看戴厚英，是不是大家轮流去看望她。她发火时的那些话，熟悉的人能理解，能谅解。不熟悉的人听了，会当回事，不谅解。咱们轮流去开导开导她。你跟戴厚英没我们熟，但是戴厚英喊你‘小老乡’、‘小老弟’，也算熟悉。我把你也排进去，好不好？”

我开头几次去看望住在巨鹿路作家协会的戴厚英，都跟她轻描淡写地说是“顺路来坐坐”。后来见她情绪稳定，而且她也意识到我们几个人为什么来得这么勤。我便如实告诉她，是老姚的安排。她十分感动，热泪盈眶，连声讲“老姚啊老姚”。我对戴说，这么好的老姚应该进入你的大作。戴厚英破啼为笑，说有朝一日写一本《老姚啊老姚》。

站在同一个屋簷下

有次在社会学系下课后，从西江湾路出来，老姚要带我走近路上电车。哪知半路上下起了瓢泼大雨。因为离车站还有段路，我俩只好站在在一幢小屋的屋簷下避雨。开始两人都不当回事，有说有笑。老姚恰好利用避雨的时间向我介绍复旦分校的新进展。他们拾遗补缺，办了影视系，办了秘书系，等等。我发自内心地表示钦佩。

后来雨越下越大，脚下有积水。老姚几次关心地问我“冷不冷”。我只知道回答“不冷，不冷”，就没想到老姚冷不冷。后来雨小了，老姚送我上了车。两天后知道，老姚回家后就病了。我暗暗埋怨自己：老姚一再关怀我受冷，我怎么就没想到老姚会受寒。老姚呀！我要学习你那对人体贴入微的精神。

老姚走了，我失去了一位值得我很好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