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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2020 : 8:21 : +0100

政治问题、政治社会学、政治经济学

展望民主的第三境界

                                       邓伟志

摘要:

民主是个过程,是分阶段的。民主不是尽善尽美的制度,只是人间尚未找到比民主更好的制度,那么,相对地讲,民主就是当今最好的制度。现在被人称为民主的国家大多处于民主的第二境界,有的处于第一境界。今天刻画出第三境界的轮廓,有助于人们站在未来看今天,从而增强民主自觉,加快民主进程。民主第三境界的主要特征是:政府缩微化,非政府组织普及化; 政府的管理规则与民众行为规则相衔接,公权力与私权力能互补;官民合一,实行义务官员制;一国之内的民主将过渡为“天下为公”的全球民主。

关键词: 民主制度; 社会制度; 政府管理; 非政府组织

 

一、好总统往往谨小慎微

 

世界上有不少国家设有总统。尽管总统的职权各不一样,可总统这个位子的光彩夺目则是一样的。要不,他们干嘛要花那么大气力去竞选呢?

不过,真要坐上总统的位子,他们又会觉得这把交椅犹如“针毡”。前不久,有个国家的总统喝了两瓶啤酒,酒店里不要他付钱,他就没有付,后来被媒体抖了出来,搞得总统相当难堪。

“两瓶啤酒算什么?何必兴师动众?”有人这样评价。这种评价有点道理,两瓶啤酒确实是小事一桩。别说两瓶,就是十瓶八瓶对百姓来讲也算不了什么。可是,总统不 是手中无公权力的普通百姓,总统是握有公权的高官,贪图小便宜之举是与总统的品德形象绝对格格不入的,他们必须要做普通民众的道德楷模。

对有些国家来讲,不仅总统难当,而且总理也不容易当。北欧有位总理出访非洲,经费超标。公民便在电视里对总理提出质询。总理作出了回应,公民还是不太满意,直到外交部长补充说明经费超标原因是总理到了非洲后,对方安排上有变化,公民方才罢休。还有位西方大国的男性总理,喜欢东方的乌发,便把金发染成了乌发, 也引起国人的非议,让总理颇为尴尬。

啤酒、染发所有这些都是小事,小事被“小题大做”后,社会影响并不小。中国有句成语,叫做防微杜渐。他们对总统、总理的小题大做,就是防微杜渐。任何大案要案都不是偶发的,都有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防”了“微”,就避免了出大错。西方某国有个卫生部长,他是越南孤儿,被白人领养后,成长为博士、医生,后来又当上了卫生部长。可是,在他当上部长后,与当地人差距拉大,周围有人妒忌,搅得住在公寓里的卫生部长休息不好。卫生部长便住进了办公室。对不起!不住则罢,住了就得付房租。卫生部长主动付了,一切按照对高官的高标准要求办事,很快, 2013年,卫生部长就升为副总理。

不过,“防微”毕竟给官员带来不安。西方有人说,官员有“三怕”:一怕议员,二怕传媒,三怕百姓。也有人说,是“四怕”,还应当加个“怕法规”。这无疑是对的。人,尤其是当官的人应该敬畏法律,特别是要敬畏作为母法的宪法。不仅应当加上“法治”这一条,而且应当把它置于第一条。从官民关系上说,官员有三怕、 四怕,这种“以法治国”的“法治民主”是民主的“中级阶段”,即“第二境界”的一个特征。

“民主”一词自从在《左传》和古希腊闪亮出现以后,两千年间没有变成现实。民众在古罗马仍为奴隶,在封建国家仍为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近代民主的第一境界是“人治民主”。如果这个国家的领袖讲民主,民众就会享有一点民主。如果这个领袖脸一变,像拿破仑那样,后来称了帝,民主就化为乌有。“人治民主”是脆弱的。前一个领袖讲民主,换一个人上来,人亡政息,未必继续讲民主。当然,民主的脆弱程度又是各不一样的。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倡导民主、走向共和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搞复辟最难的国家。西方有的国家在实现共和后,复辟帝制,一搞就是好几年。在中国搞复辟的人只能维持几天、几十天。袁世凯称帝时,中国有几百家报纸开天窗。但是,“人治民主”毕竟缺乏完整的法律保障,很容易出现半封建和半民主、假民主。

在民主的第二境界: “法治民主”的社会中,普遍有这样一些敬畏: “总统怕议员,议员怕百姓”,因为总统要听议员的,议员得听百姓的,不听百姓的就当不成议员;“官员怕传媒”,是因为传媒是喉舌,而这喉舌是长在百姓嘴里的。至于法律就更不用讲了,它是多数人意志的体现。因此,说到底,以总统为统帅的官员怕百姓。官员怕百姓,是好事情,是民主的表现,是官场文明的第二境界。反之,如果是百姓怕官员,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专制的,至少是缺少民主的。怕,绝不是像老鼠见猫那样怕。怕,是生活语言,是通俗说法,用逻辑语言,就是公民第一,就是由民做主,不是由官做主,甚至也不完全是替民做主。官员完全是以民之主为主。官员只能是民众的公仆,不是高高在上的老爷。

 

二、民主虽非尽善尽美,但人间尚未找到比民主更好的制度

 

民主要求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即使从长远看,少数人的意见可能是远见、高见,多数人的主张可能是短见、浅见,那也得少数服从多数。办事总要从群众实际状况出发。这实际状况包括见解、主张。认识水平的提高,从来都不是拔着自己的头发往上提。有出息、有本事的少数人应该用自己的远见、高见来引导、说服多数,但是,在说服不了、引导不动时,还是要服从多数。说服不了、引导不动,只能说明不是少数人说服力不强,就是少数人的所谓正确是相对的。再说,在少数人内部的那些远见、高见,是不是都一样远,一般高呢?

未必!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在少数人的远见、高见之外,是不是会有更远的远见、更高的高见呢? 难说! 因此,在行动上只能求出最大公约数,只能坚持少数服从多数。

少数服从多数是正确的民主制度,但未必都是先进的,未必全是正确的。通常讲的最大公约数,不管大到什么程度,不管被颂为多么正确的决策,都不能给所有的人带来同样的利益。选举选出不合适的人选这种事也是各国都有的。希特勒也是选出来的。他本来得票不是很多,但他利用大家为失业而痛苦的情绪,扬言他上台后“能解决失业”,骗得了选民的信任。这也告诉我们: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不是最好的东西。最好的东西要在进一步的实践中创造出来,有可能要在官员文明的高级阶 段,或者说要在“第三境界”才能变成璀璨的现实。不过,话又说回来,在比民主更好的制度诞生之前,第二境界的民主就是最好的东西。不能因为现有的民主有缺陷而因噎废食,不能因小失大。将来若有一天比民主更好的制度出现了,它也只能是对第二境界民主的发展。

民主包括两种民主形式:一为协商民主,二为表决民主。两者各有优劣,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偏废。从世界范围看,有的国家侧重协商民主,有的国家强调表决民主。问题是实行协商民主的,要做到充分协商,在“充分”二字上多下工夫,不是走过场,不要耍手腕,更不能以协商民主来取代表决民主。有协商必然有引导、诱导。在引导、诱导中又难免有或多或少的误导,难免有被引导者表现出或多或少的违心的奉承。这是协商民主的致命弱点。侧重于表决民主的,不是要放任自流,不能不择手段拉选票,更不是要放弃协商。一般说,是先协商,尔后表决。以表决为决定,决定权在表决。协商不一致,要表决;协商一致,也要表决。 表决可以去掉违心的奉承,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误导。因此,表决民主高于协商民主。只有由选民表决出来的官员才能体会到“权为民所授”;只有体会到“权为 民所授”的官员,才能心甘情愿地、心悦诚服地践行“权为民所用”。

表决又有两种: 一为直接表决,二为间接表决。从理论上说,直接表决最能反映、体现公民意愿。很多人都知道,心理学上有个不可抗拒的定律:故事传五遍必然走样,这就是说, 间接表决一定会打折扣,间接的间接一定会大打折扣,因此,要力求直接表决。只有在文化水平低下、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实行间接表决。不过,也不能把“文化低下”、“交通不便”变成排斥直接表决的借口。20世纪40年代初,陕甘宁、晋察冀边区广泛推行的“豆选”和“香选”就是很好的案例。文化再低,对村长、乡长、县长人选的高下也是能分清楚的。2012年,中国98%以上的村委会实行了直接选举。以下促上,今后应自下而上地推广直选。

在表决民主中还有差额选举与等额选举的区别。等额选举必然是“高票当选”。“高票当选”会给当选者带来光彩,带来自信,有可爱的一面。但是,也要看到另一面,等额选举带来的“高票当选”,同人们三天两头批判的“面子工程”没什么两样。等额选举会助长个人或组织的虚荣心。而这种虚荣心对于应当“权为民所用, 心为民所系”的官员来讲恰恰是最为有害的。差额选举对落选者来讲,也有个丢面子、挫伤积极性的失落感问题,不过,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还不习惯于落选,包括群众对落选者的看法也有个不全面的问题。如果差额选举时常有,处处见,落选者一大片,“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便会激发落选者“另辟蹊径”的积极性,便会把落选者视为“奥运会上的第四名”。国内外不是有很多这一届落选,下一届当选的例子吗?哲学上有个重要原理:“认识是过程”。在选举问题上,也要允许选民对候选人有个认识过程,允许候选人有个与时俱进的过程。

民主是个好制度。好东西往往会成为一种旗号。当今,一些实际上不民主的人也自诩民主,标榜民主。有些人以反对“不民主”起家,可是成功之后便把民主丢在了脑 后。有些人对上死劲地要民主,可是对下又不给人以民主。还有些人,对亲者有形式民主,对仇者连形式民主也不给。这些,都是在给民主头上抹黑。一切真正拥护民主的人,都要爱护民主,珍惜手中的民主权利,而不滥用民主,不歪曲民主。

 

三、除了沙漠,都有左中右

 

几十年前,中国流行一句名言:“除了沙漠,都有左中右。”这话是对的。只要不从中引伸出打左、打中、打右,就是对的。有人不赞成用“左”、“右”划分,那是因为长期以来一直打右打左,以左打右,打得人一听“左右”二字,就条件反射,想起那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打”字。超脱点想一想:一双手还分左手右手,怎么人群就没有左右之别呢?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依然分“左翼”、“右翼”。我们有时也用“左翼”、“右翼”来区分外国政治势力。屁股决定脑袋。有不同的利益群体就难免有不同的政治主张,不同阶层的人对社会生产力的作用不同,也必然会有不同的政治见解。

承认有左、中、右三方面的人群存在,就应当发动左、中、右,让左、中、右一起来参政议政。中国在人大、政协、政府中一直有左、中、右的人参与。再早,在陕甘宁、晋察冀里实行“三三制”,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左、中、右各占三分之一。在陕甘宁参议会的一次选举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威信极高,选来选去共产党的议员多出一名。为了严格坚持“三三制”,当选的徐特立主动退出,让一位白先生进入。后来,共产党又详尽阐述了成立联合政府的正确主张。联合政府就是把左、中、右联合起来的民主政府。因此,人民称赞“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成为共和国的执政党不是偶然的,也不完全是打仗打出来的,这是人民的选择,是人民对民主的选择,是人民相信毛泽东、黄炎培的延安对话,坚持民主就能突破“兴勃亡忽”的周期律。

那么,什么叫左、中、右呢? 通常的说法是: 左为激进,右为守旧,中是介乎两者之间。可实际上是很复杂的,并不这么简单:形左实右者有之,以左反右者有之,把左和中都当右来反者也有之,把左和右当作 政治靶子来射的事则更多。这就提醒我们,分清左、中、右与正确对待左、中、右是民主研究中不可缺少的课题。民主的课题要在民主中寻找答案。是激进还是保守,是“过”还是“不及”,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更不能由个别领导说了算,要以是否对大多数民众有利来衡量。而是否真正有利于大多数民众也要由大多数民众来体会。觉悟永远有先后之分,认识永远有高下之别。这都是正常的,是认识规律决定的。今天先进的,明天可能变得落后;在这一点上高明的,在另一点上可能低下。这就要求我们对后进的,对认识不足者不要动不动就当敌人来打,应当是左手拉着右手,右手挽着左手。忆往昔,我们打错了多少可爱的右,可亲的左。借左、 右整人肯定不足取,即使真心实意认为人家左了或者右了,自己也要留有余地,与人为善,切忌化友为敌。即使认为自己对左、右的判断是从实践中来的,也要回到实践中去检验,也要想到实践的检验不应当是一次性的,要反复检验。

左与右一般说来是消极因素,但是,也要学会挖掘左与右中的积极因素。如果他是真左,我们要想到,他可能是把明天该做的事放在今天来做了,操之过急是不行的。 但我们也应当想到,他的观点到了明天说不定会有点用处。我们要把今天的事办好,也必须有明天意识。今天将向明天走去。如果他是真的右了,他可能是胆小如鼠,过于谨慎,求稳怕乱,不敢迈大步。他这样做无疑是拖社会发展的后腿,但我们也要想到我们在大踏步前进时,也要讲究谨慎,也要进中求稳。对人对己,都要一分为二,都要分清主次,弃其有害成分,取其有益因子。一棍子把人家打死只能表明自己“有理说不清”的无能。

有些国家把代表穷人利益的组织称“左”,把代表富人利益的组织称“右”。假使这样分左右,也要予以认可。只要政府会兼顾、协调,也可以把两者之间的排斥变为接近,做到富而不奢,穷且益坚。

认为“除了沙漠,都有左、中、右”,就是不搞清一色。我们不能照搬西方一位大学者的“精英民主论”。谁都知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行动一致是好事,少数服从多数,按多数人意志行动的“一致”是天大的好事。但是,要在思想上高度一致,是不是好事就要打个问号了。创新要“于不疑处生疑”。真心鼓励创新,就要学会珍惜那点不一致的“疑”。至于要“完全一致”,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即使有此一说,那也是自欺欺人。

曾记否? 1976年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中央政治局是“完全一致”的。怎样“完全一致”的?

那是因为表决前一位政治局委员不在场,在表决时他及时抱病赶到,从而实现了“完全一致”。可是,恰恰是这位投入“完全一致”的政治局委员,后来力主邓小平复出。这足以看出他当初的保持高度一致是痛苦的,违心的。

曾记否? 在1968 年10月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时,参加八届十二次全会的中央委员没有一人投反对票。有很多书上称颂一位大姐在十二次全会上表决时,反对开除刘少奇。这样理解无大碍,因为从表决的计票上看,是无一人反对,因为这位大姐既未投赞成票,也未投反对票,亦未投弃权票。她是三个不举手。那么多中央委员无一人反对开除刘少奇,这样的“完全一致”是不是有点“悬乎”?

曾记否? 20 世纪60年代初曾经以“利用小说反党”为名整过习仲勋。据习仲勋的夫人齐心说,整习时,只有张治中、邓宝珊两人替习说话。张、邓二人是民主人士,未参与 “完全一致”,值得钦佩。那些参与“完全一致”的人是谁呢?不都是我们所崇敬的、后来积极为习平反的领导吗?

曾记否? 20 世纪50年代整过潘汉年。据写潘传记的作者说,他翻遍了一尺多高的潘汉年案的卷宗,只发现“一个半人”替潘讲话。这“一个人”是谁?不是敢于犯上的政治家,不是大义凛然的英雄,是被潘离弃后回到农村的“不太懂政治”的前妻。那些参与“完全一致”的是谁呢? 不也是我们所崇敬的人吗?他们是真的“完全一致”吗?

因此,一切讲实事求是的人,都无需斤斤于“完全一致”,都应当承认“除了沙漠,都有左、中、右”,并进而把政治上的“左、右”视为自己工作上的左右手。古代有些开明的皇帝不是专门养一批对他提不同意见的“食客”吗?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视今天的那些左、右为送上门来的“食客”呢?

秉持“除了沙漠,都有左、中、右”,就是承认社会分层,文化多元。团结左,争取右,不施暴,是要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这一民主原则。右、中、右,既有 对立的一面,又有互补的一面。承认左、中、右是“一分为二”延续出的“一分为三”;左、中、右携手是“合二为一”延续出的“合三为一”。左、中、右,会上是切磋琢磨的对手,会外是肝胆相照的朋友。这就是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地观察、思考问题。这是全面认识世界、深刻认识世界的需要。这就是我们共和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治制度的哲学依据。

 

四、能见度是民主的高度

 

民众都说民主好,都说表决民主好,都要选举权,可是在有些地方,选民对参加选举毫无兴趣,这是值得上下左右从多角度反思、反省的。原因可以列出好多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上边的透明度不够。民众对要表决的问题不甚了了,他这一票怎么投下去? 选民对候选人一无所知或知之不多,尤其是对候选人的手脚是否干净也不晓得,该投谁的票?因此,一般说来,对“政治冷漠”不应当一味地责怪选民,而应当批评上边的透明度、能见度不够。政治挂帅不可取,政治冷漠更可怕。

还有,现在民众对官员多是搞“有罪推定论”。高官三天不在电视上露面,就被议论为“双规”;

只要传说某某官员贪污,不论事实如何,就有人马上相信。“有罪推定论”搞得清廉的官员感到委屈,搞得因患病而不露面的官员及其家属很伤心。“有罪推定论”是要不得的,不论是在法庭上还是在舆论上都要不得。问题是:为什么“有罪推定论”会有这么大的市场? 没有别的,只能埋怨我们的官员自己不透明。透明了,人家不会胡乱猜测,猜测了,也没人跟着起哄。

因此,政府及其官员都应当提高能见度。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迫切要求政府迅速成为透明政府,官员尽快成为透明官员。

透明政府要求政府的重大决策以及不那么重大的决策变化都要认真听取民众的意见。之所以加上“不那么重大的”,是因为担心有人借口“不重大”而暗箱操作。决策在后,听取民众的意见在前,确保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现代民主,即民主的第二境界,同封建专制的区别在于,后者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们是先请民“知之”,民决之,再与民一起平等地“由之”。各级政府的收支,包括明细账,都应当向社会公开,确保公民的监督权。官员任免前要向社会公示。职位越高,公示的方式越应当多样,确保公民的选择权。还有,选举结果也要透明。现在中国各级各类核心组织的选举结果,只向会场上的投票人公布,不向代表所代表的广大民众公布,这也是一种不透明。广大民众全靠“出口转内销”来知道各位当选者和落选者的票数。“出口转内销”又难免有个别走样的。与其“出口转内销”, 不如索性全部内销,还能省掉“关税”。当然,我们也并不是全部不透明,候补委员是按得票多少排序的。这无疑是应该的。不然,如何递补?可惜,正式委员不按得票多少排序,令人遗憾! 候补委员尚且能承受得了以票数为序,正式委员的承受力难道不如候补委员吗?要知道中共中央委员在“九大”以前都是以票数的多寡为序的。这个问题值得从长计议。票数是信任度的一个符号。“九大”的这个“不以票数为序”的政治遗产不值得继承。

透明官员都愿意像焦裕禄那样深入民众,拜民众为师,都立志做民众的知己。做了“民众的知己”,在民众中就安全、安乐,出门不必带随员,高官不必带警卫。了解民情、民意既迅速又真实,没有转弯抹角,不用察颜观色。世上不只有“士为知己者死”,更有“‘民’为知己者死”。在战争年代,有多少农民主动为保护八路军、新四军而英勇牺牲!做“民众的知己”,就是让民众知道自己。官员依法办公事要让民众知道,官员的收入也要让民众知道。交心先要交账。不做官,当百姓, 你的隐私应当受到保护。哪个人要自行审查你的收入就是侵犯你的人权。可是,你一旦握有了公权力,对不起,你的财产必须申报。单申报还不够,还需要公示。这些年挖出的那些贪官,恐怕没有一位没有申报过收入的,恐怕还不止申报十次八次,可是为什么还会一贪再贪呢?很明显,这是在告诉我们以往申报的无力。近年, 被网民盯上的那些“表叔”、“包姐”,只不过是不自觉地“公示”了一点“蛛丝马迹”,真相便昭然若揭。这是在告诉我们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公示,是最有力的民主监督,是防腐、治腐的包公。

公示不能笼而统之,大而化之。你公示说,你有二百万,请问:人们如何评价、判断你的“二百万”是合理收入还是不合理收入?假如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在世,他公示说他有二百亿。你能说荣毅仁的二百亿是贪的吗?

殊不知,荣毅仁的廉洁为不少官员的十倍、百倍呐! 公示必须像芬兰等廉政指数很高的国家那样,一笔一笔写清楚。一笔一笔写清楚管什么用? 一句话:一笔不漏,让民众百分之百地放心。漏掉一笔呢? 哪怕这一笔只有20元也得引咎辞职。这里没有什么“下不为例”,更没有什么“这是小节”,也不用什么“研究研究”,按制度对号入座,自动走下台去就是了。 有了这样的公示及其处理方式,“有罪推定论”定会烟消云散,“无罪推定论”定会家喻户晓。透明官员的实现,使得官员定心,民众放心。“常相知,不相疑。” 政府及其公务员的透明度、能见度就是民主的亮度和高度,就是民众的信任度,也是全世界人民的信任度。

 

五、对民主第三境界的预测

 

讨论以“法治民主”为特征的民主的第二境界,必然会想到民主的第二境界会向何处去。而要预测未来又摆脱不了今天的局限。好在民主的第三境界是近未来,不是远未来。即使近未来,预测能兑现一二,也就谢天谢地了。民主的第三境界至少有以下四个特征。

政府缩微化,非政府组织普及化。政府缩微化是指职权缩微,机构缩微,人员缩微,经费缩微。四个“缩微”是环环相扣的。现在我们的官员占人口的比例很高,如果再加上“享公(公务员)”,比例就更大了。人口众多的大国“官民比”略高一点是合理的,可是,过高不是好兆头。导致希腊这几年经济出问题的原因之一是官员太多,官员待遇太高。庞大的万能政府、无限政府不仅增加公民负担,而且妨碍政府自身工作的效率与公正。万能政府必然是“随处抓芝麻,丢了大西瓜”。因此, 政府瘦身不仅不是削弱政府,而是强化政府。政府瘦身有利于政府甩开膀子抓大政方针,更充分地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缩微了的政府容易成为强有力的政府。政府缩微时,万能政府管的那些千头万绪的“份外事”交给谁?应当交给非政府组织,即社会组织,按地区、行业、界别、兴趣、特长、功能建立起来的松散的服务型组织,包括五彩缤纷的志愿者组织。社会组织不吃皇粮,不怕多。截至2012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有49.2万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的数量已提高到3.7个。有序就是有组织。社会组织还有发展的空间,每万人拥有十几个、几十个社会组织是正常的。成年人参加五六个以上的社会组织应当是普遍的。社会主义按马克思本意就是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的主义。马克思和毛泽东都说过,作为阶级工具的政党是要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的。社会组织有自己制定的章程约束,不同于政党,不会成为“二政府”,更不是民粹主义。社会组织办得好,同样是提升公民素质的大学校。

政府的管理规则与民众的行为规则相衔接,公权力与私权力相互补。将来社会结构一定会成为“橄榄形”,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差距一定会缩小。“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利益一致容易在认识上一致。官民之间就不再会是两张皮,不再会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教育的公平会带来文化的认同。文化认同有助于观念一致。谚云:

“多办一所学校,就会少办一所监狱。”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公平的推进,进入民主第三境界的条件是犯罪率绝不会像今天这么高,将接近于零。世界上有不少监狱早已改成了纪念馆。现在中国民众的犯罪率比官员的犯罪率低得多。海外华人在世界各国的犯罪率是最低的。国外有很多千人以上的国际监狱,无一名华人。国人在国外那么守法,在国内又怎能不更加守法呢?由此观之,犯罪率接近于零是不难达到的指标。守法是底线。在犯罪率接近于零时,治理社会更多的是靠规则,靠密如蛛网的行为规范,从而让公民在经济建设中享有经济民主;在政治建设中享有政治民主;在文化建设中享有文化民主; 在社会建设中享有社会民主;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享有良好的生态环境的权利。摆脱了琐事的政府也有精力和能力把管理规则制定得更科学、更严密,不再会因规则的冲撞与空白而发生社会冲突。社会矛盾虽然永远存在,但社会冲突可以不断减少。只要上下一条心,黄土就可变成金。

官民合一,实行义务官员制。义务官员制是非义务的专职官员与义务的兼职官员相结合。民众轮流去当官,官员才能知道应该怎样为民,民众也才能真正体谅当官的甘 苦。问题是:民众也可以当官吗? 可以! 完全可以!都知道,蜀汉丞相诸葛亮通天文,晓地理,是出色的官员。可是,诸葛亮之后,中国涌现出了无数的“小诸葛”。连德国都有位学者,在一百年前到上海后知道了诸葛亮,便取了个中国名字叫“继葛”。诸葛亮后继有人。中国还有一老一新两句话:一句老话叫做“人皆可以成尧舜”,一句新话叫做“六亿神州尽舜尧”。译成白话就是:民众都可以当唐尧、虞舜那样的大领导。外国也有句话:“只要制度严密,傻子也可以当总统。”前面说过,在民主的第三境界,规则是严密 的。民众不傻,像“小巷总理”那样的“总理”,完全可以到中央政府当好“官员值日生”,实现宏观与微观的统一、顶层设计与基层建设的统一。义务官员制是理想,不是理想主义。

在民主的第三境界,今天流行的国内民主将过渡为全球民主。现在有些国家对本国公民似乎蛮讲民主,可是,在别国有时反而充当“世界警察”,不太尊重别国公民的意愿,喜欢“揩油”,用武力揩人家的石油。这是狭隘的“小民主”。应当看到,狭隘的“小民主”已有不适应世界大趋势的苗头。大家都熟悉一句名言:“科学无国界。”从某种角度来讲,政治也应当是一门科学,依此逻辑推论:政治学无国界,作为政治学基本内容的民主亦应无国界。“德先生”正在周游列国。现在,有些相邻的国家正在结为紧密型的共同体,连作为国家主权象征的货币也冲出国界,交给了“洲”。国与国之间有义务在经济上互助,颇有点“洲有制”的味道。有了 “洲有制”,离天下为公的“球有制”还会远吗?何况,由于电脑网络的发展,正在把世界各国“一网打进”。截至2012年底,中国网络微博用户规模为3.09亿,微博客每天发布的信息数高达数亿,堪称世界之最。“赛先生”帮了“德先生”的大忙。生产工具、生活工具的巨变怎 能不带来社会制度大变革呢?地球在变“小”,“地球村”正在成为现实。与这股全球化大趋势相联系的,民主的范围有望普及到地球的各个角落。近年来,“赛先生”正在地球之外为人类寻找宜居的星球,相信“德先生”也会同时赶到那些宜居的星球上去。民主的第一境界叫“人治民主”或“权威民主”;民主的第二境界叫 “法治民主”; 民主的第三境界叫“社治民主”,即由社会组织按照社会规范来弘扬民主。

70年前,在同一时间———1943年,同一地点———河北省平山县,创作了两首唱遍全国的革命歌曲: 一首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新”字是后来加上的) ,再一首是《团结就是力量》。他们高唱: “实行民主好处多”;高唱“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太好了! 让我们在完善民主第二境界的同时,开足马力向民主的第三境界前进!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