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全集: 书评卷 卷首语

                                我写书评

                                                                    邓伟志
　　马克思讲：真理是燧石，越打越发光。
　　那么，作为表述真理的语言文字呢？应当说，也是燧石。好书不怕评。评好书，对好书横挑鼻子竖挑眼，是促进好书更严密，使其日臻完善。
　 　读书必然伴随着“评书”。不读不能评，不评不是读，至少不是认真读。我自1980年以后，大约写了三百多篇书评。其中，有评书的，有评报刊的，还有评报 刋上某一个栏目的；有评学术著作的，还有评文艺作品的，当然更有评社会学著作的；有评辞典的，也有评通俗读物的；有评院士的，还有评少年儿童的；有评在世 人物的书的，也有评逝世人物的书的。我评过陈望道、严景耀、周瘦娟、夏征农、金性尧的书，还评过叙述逝世人物生平的书，像马叙伦、张静江等人的传记。
　　我写书评，一般是借题发挥，用时髦的话说，叫“借船出海”。
　 　就拿　《邓伟志全集·书评卷》目录中的《姜椿芳等组成诗社自费出版〈野草诗辑〉》来说，这篇文章不像书评，是“评介”。在评介中也是“评”的成分少， “介”的比例多。为什么这么写？大家知道，现在撇开出版社去自费出书的人不少，包括管过出版的人也离开出版社自费出书了。可是，在1980年以前，中国视 自费出书为非法读物，没有谁敢自费出书。这无疑不利于活跃思想，不利于广开言路。姜椿芳能自费出版，是因为他那个诗社里的人有很多是“老出版”。他们能把 握住出版事业的规律，懂得离开出版社自费出书是对出版社的补充，是大势所趋。但是这个认识当时并未为所有领导接受，因此，只能多“介”而少“评”，寓评于 介。
　　八年前，我在《北京日报》上发了篇《回忆录的楷模》。赞颂传主尊重历史，尊重事实，赞颂传主“过往己身揽，功往人身推”。评价优秀的书， 是为了批评差劲的书。现在有些回忆录，有些传记欠真实。比如有位大人物在1976年“批邓右倾翻案风”时，揭发邓小平。“四人帮”把他的揭发材料印发全 国。这么大的事，他的传记里却不写。难得有一本传记提到这件事了，可马上补一句：“没实质性内容”。“没实质性内容”，“四人帮”为什么印发？“四人帮” 再怎么样坏，从来没有人说过“四人帮”智商低。“没实质性内容”，为什么在邓小平复出时揭发者不敢见邓小平一面？因此，我见到好传记就评，见到不好的传记 不便单刀直入地批评，也要用好书为其树立榜样，就像上面说的那样，不指名地进行批评。这也是环境使然。
　　1990年我在评北京的　《民主》杂志 时，用的题目是《民主办〈民主〉》；2006年评《人民政协报》的《民意》专版时，用的题目是　《民意四溢的　〈民意〉》；2006年载入《夏征农文集》 的一篇　《重读夏征农同志两篇论民主的文章》，着眼点还是民主；1998年评电视的一个儿童节目时，用的题目是《〈童言无忌〉节目好》。民主啊！民意啊！ “无忌”啊！是我写书评时要大加发挥的“兴奋灶”。
　　1997年《新视角看世界》一书收了我写的《愿〈文摘〉杂志长寿》的短文。为什么强调“长 寿”？从小处讲，是因为这本哲学社会科学《文摘》在“文革”中停刊过。而我从它1958年创刊起就是它的热心读者，从中吸取过知识养料，正像《书评卷》中 另一篇文章所说的那样，我是“以刊为师”。因此我对《文摘》过去的停刊感到痛苦，像断了粮一样的饥饿。这是近因。远因，从大处看，杂志的长寿与否是观察社 会稳定程度的一个角度。我们既然十分强调社会稳定，那就要让我们的报、刊、出版社成为“百年老店”，千万不能动不动就更换门庭。文化是积累的。积累还应当 是有序的，延续的。报、刊、出版社的寿命越长，文化积累得越高。
　　中国每年出书数万种，堪称“出书大国”。出书大国理应成为读书大国才是。如今 我们全国人均读书的数量还太少，仅为好书之国的几分之一，十几分之一。这应当引起我们的严正注意。同时也应当看到，我国有些中等城市人均读书数量远远超过 世界上人均读书数量最多的国家。这说明我们读书的潜能还有待进一步释放。为了引导中国成为读书大国，愿我们更上一层楼，尽快成为世界“书评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