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全集：社会科学卷 卷首语

                                我决不“沉重地放弃真理”

                                                                        邓伟志

                                    与社会科学结缘

    我的本科是从哪所学校毕业的？说出来也许有人将信将疑。我是从上海社会科学院毕业的。社会科学院怎么会招本科？不是招的，是合并的。上海社会科学院是中国 第一家社会科学院。1957年决定把华东政法学院、上海财经学院、复旦大学法律系，还有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合并成立上海 社会科学院。这时我正在上海财经学院贸易经济系读大二。1958年9月1日正式成立上海社会科学院，我便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系读大三。1960年毕业 后，留在由副院长任室主任、由院长直接分管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学习室继续学习。学习室一开始的名称是：“毛主席著作学习室”。主要任务是：迎接、宣传《毛泽 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1961年改称“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室”。那么我们这个不挂学科牌子的“研究室”研究什么？很明确，研究社会科学。培养目标也很明 确：杂家。围绕这一目标先后请经济学家王亚南、文学家郭绍虞、哲学家冯契、法学家曹漫之、新闻学家陆灝、史学家周谷城、周予同、黎澍，水产专家萧林、杂家 蒋文杰、吴云溥等上课。
      1961年，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抓两本教材：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各省陆续交了上来以后，由一批大专家评议。庞季云副院长便要我们年轻人为专家 做些跑腿之类的具体工作。对我这样刚大学毕业不久的人来讲，在大专家之间跑来跑去，听大专家发言，既有知识收获，又有风度、气质、品格、精神上的收获。我 就经、哲两书同时学，学初稿，学定稿，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
　　两年后，1962年6月我由社科院调到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 室。政研室下设经济、政治、文化和学习组。我在学习组。学习组对外称“一组”。学习组是干什么的？是学马列的。分工给我的任务是通读《列宁全集》。《列宁 全集》里有哲、有经、有史，一句话有社会科学。1965年冬，“文革”前夕，因室主任调走、副主任病逝，政研室撤销。不扣除下乡，我在政治研究室读了三年 哲、经、社。
　　“文革”后，1978年过完春节，我被借调在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于光远手下抄抄写写。因此有很多机会接受中国社科院以及中央 党校、人民大学的社会科学各大学科的学术权威的教诲。孙冶方、黎澍、周扬、温济泽、邢贲思、吴江、龚育之、杜润生、李庄、吴象、任继愈、夏鼐、周有光等老 同志，我都接受过他们的点拨。

                                            专注社会科学研究

　　我的这番经历就决定了我对社会科学的感情。因此，在《邓伟志全集·社会科学卷》中，有点哲学小品，有点史学、法学文章，当然更有经济学 文章。鉴于1980年后专注于社会学，因此，我较早地关心经济与社会的关系。面对经济与社会不平衡，“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实，1985年10月写了 《建议办社会特区》，1986年初，写了《经济特区也是社会特区》。1995年发表了《经济社会齐飞》、《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如何跳出经济与社 会发展失衡的“怪圈”？》等文章。在这期间，我既写了《重视社会发展的经济功能》，又出版了《市场经济的若干社会功能》一书。可是，人微言轻，文章虽然被 摘转多次，但是看不到这观点有什么社会效益。　　这番经历还决定了我对马列的信仰和了解。按马列的一个原理：理论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是发展的。 而发展又是没有专利权的。我遵照这一原理，1985年初写了《论马克思主义的多样性》，先在上海社科院办的内部刊物《学术界动态》增刊第3期（1985年 4月25日）刊出。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洪泽批示，建议我扩成中篇，公开发表。于是，我马上写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多样化问题》，一个多月后发表在《社会 科学》1985年第6期上。对这个问题，《社会科学》连续讨论了近两年。与此同时，我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突破”》（1986年 3月14日）。文章引起海内外、国内外的各种猜测。历史进入1987年的第一天，理论界把“马克思主义多元化”列为自由化言论，发动批判。我立即作好了挨 批的思想准备。可是，由于上海社科院领导敢于保护学者，善于保护学者，向上面反映：邓伟志讲的是“多样”，不是讲的“多元”，“多样”与“多元”不同，因 此不属于清查和批判的范围。我逃过了这一关。　　讲“多样”，讲“突破”，讲“学术生态”，一句话，都是为了创新。我目睹有些论文无论，论坛无 论，阅读了一篇又一篇剽窃首长文章的宏论，一次又一次地聆听那些侵犯领导知识产权的高论。领导呢？他们之间有的也是互相抄袭。我为之惋惜。在1999年末 我提笔写了篇《不创新 毋宁死》，发表在《探索与争鸣》杂志的新千年第1期上。正当我因文章能刊出而得意时，传出上边为《不创新 毋宁死》文章而批评了《探索与争鸣》负责人，可是上边从未开诚布公对我说什么。这反而让我更感不安。对领导的批评我从来都是尊重的。我反思，再反思，认为 “不创新，毋宁死”的说法没错；反思没发现错，我再“正思”。前人不是有“不自由，毋宁死”的名言吗？正思后也觉得没错。对理论工作者来讲，不论是轻易地 放弃真理还是沉重地放弃真理都是彻头彻尾的叛逃。我决不“沉重地放弃真理”，一不做，二不休，我索性出版了《不创新 毋宁死》一书。这次又全部收进了《邓伟志全集·社会科学卷》。令人欣慰的是，在2012年讨论价值取向时，在已公布的四十多个城市的价值取向中，取“创 新”二字的最多，居第一位。这充分说明创新是人心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