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千万字文集之由来

  最近，不少人在看到《邓伟志全集》（22卷本，上海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后问我：“您这一千万字是怎样写出来 的？”对我个人而言，从进大学到现在已57年了，发表近千万字的文章并不算多。但若扣除“不宜动笔”的十多年，能写出一千万字的确也不能算少。从根本上 说，我的这些文字是奉实践之命而写的。那时间呢？我是用三“少”换来了一个“多”——时间多。

  少一点拉扯。我是用有些人串门的时间来写 作的。谁都知道，不串门很难成亲信，不会被重用。我怕成亲信。不过，我怕成亲信的动机是消极的，主要是担心随着重用而来的是被利用。利用来干好事，是荣 幸；利用来干不该干的事，作为亲信后就难以自拔。我出于观察社会的需要，与左中右切磋，与三教九流琢磨，但是从不拉拉扯扯，都不是亲密无间，而是亲密“有 间”。“有间”有一个缺点：说话没人听。不过，这里有个价值考量：是怕“说话没人听”呢，还是怕“文章没人看”？我更怕后者，不计较“说话没人听”。“有 间”还有一个更大的缺点：欠下的人情太多。我内疚，深深地内疚。但我坚持“秀才人情纸半张”，对恩人、对引路人用“纸半张”来表达，送“纸半张”比送两斤 酒要雅。

  少一点扯皮。我是用有些人“以牙还牙”的时间来写作的。写文章有个准则：有的放矢。“矢”一放，就难免引发“的”出来说 “不”。有人一听“不”字就跳，就“复”。我不是。我认为，与其花工夫扯皮，不如用这个宝贵时间从更广更深的理论层次上多写点。再说，有人说“不”，也是 另一种形式的关心、激励，有时比说“诺”更可贵。就是人家的“不”不对，那也会促使自己谨慎，谦虚，发奋。何况很多“不”都有合理成分。还有些“不”，是 误会。要知道，误会是戏剧性的翻版。“日久见人心”，不去纠缠，久了也能“见人心”。不用说，人不扯皮是不可能的。有一所大学的老校长叫我著文批新校长， 我没听；新校长叫我著文批老校长，我没干。结果，两方都讨厌我。我只好忍住。

  少一点娱乐。我是用有些人打牌、看球、跳舞的时间来写作 的。汉代是足球（当时称“蹴鞠”）最兴盛的时期。我的出生地距离汉高祖的出生地只有几十公里。在我幼年时，村与村、乡与乡仍有赛足球的风俗，只因我被他们 认为是“共匪家属”，不许看。再加上外祖父怕我乐不思“书”，不让我出门，把我关起来背书。因此，我身上的文体细胞极少。很多球星、明星无人不知，但我不 知。卡拉OK引进中国来时，我为了知道什么是卡拉OK，去过几次，后来就“OK”了，并与之“拜拜”了。少娱乐并非没有乐，我认为书中有乐，学到新知是 乐，释疑解惑是乐，包括作品刊出后听到意料之中的责骂，也是一乐。经历的风雨多了，还能学会苦中作乐，化苦为乐。

  此消彼长，没有那三方 面的“消”就没有写作时间的“长”。我坚持认为，只有生活简单化，才能换得知识复杂化。再加上1958年我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看到华罗庚讲运筹学的科普 文章，多少晓得一些用农民套种、夹种的道理，把一天大于24小时，把一年多于365天。最终就是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写出了全集中这些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