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全集 总序

 

                                                   邓伟志　　　

    光阴荏苒，不知不觉已经到了风烛残年，“有知有觉”地感到死神正在向我频频招手。

    在阔步向前，准备与死神握手言欢时，回顾一生，深感自己渺小如沙枣。1960年大学

毕业以来，既没干过“惊天”之举，也没有什么“动地”之为，我好像就干了一件事：拿笔

写文章。我幼年时拿过镰刀，不过那是割草喂牲口，还达不到割麦子、割大豆的水平；我拿

过锤子，那是在“文革”前，每星期四下工厂，在机修车间夯平铁板时，乘师傅休息，自己

挥两锤练练身手。一年365天，我可能有364天在握笔写文章。我永远不会忘记导师“曲不

离口，‘笔’不离手”的教导。从前我是用蘸水钢笔在纸上写的，现在是用汉王笔在电脑上

写。我“晨起鸟啼前”，写；我“夜卧人静后”，趴在书桌上写。1960年冬我下乡“反五

风”，住在社员家中，没书桌，又不许个人写作，甚至还把个人写作视为“种自留地”，我

便躲在坟地里，背着西北风，迎着太阳唸啊念地，念个不停。念也是为了写。因为写，我得

过大奖；因为写，我惹过大祸。20多年前，我的处境相当艰难，我估计写了也发不出去了。

我曾想变修书为卖书，摆个书摊，或者看个书报亭，只要能有口饭吃，我依然要边看书边

“修”出一部“孤本”书来。

    我之所以努力写作，是因为长期受环境的陶冶和影响，受理论研究这个职业的驱使和

几十年学术惯性的推力，在我这个理论工作者眼里形成了一个顽固的偏见：“万般皆下品，

唯有‘写作’高”。军官的“命令”固然威风，说一不二，无人违抗，但是远没有我们这般

引人七嘴八舌的文章有魅力，因为认识总有个过程。“茅塞顿开”也有个开的程序，一道命

令下来就立即想通是罕有的。首长的“批示”虽然能立即转化为物质，但是远没有我们这让

人藏之深山的文章有生命力。况且依照那“批示”所作的“转化”会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来

个“否定”，都难说。小文章即使会过时，但是生命周期无论如何要比“批示”久远得多。

货币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在今天你如果没钱，寸步难行。可是一叠百元大钞的文化价

值，又怎能抵得上一篇反映民意的小文章？尽管小文章一撕就破，百元大钞汽车都压不碎，

可是小文章能打动人的心灵，能进入人的骨髓，这决不是百元大钞所能买到的。说“万般皆

下品，唯有‘写作’高”也许是过头话，可是，“写作”高于权和钱这“两般”则是没错

的。不是吗？再高超的政治主张、再前沿的经济理论也都要靠文章来表述。

    古人讲：“人情练达皆文章”。我又是遵照我60年代初导师的教导，认为：处处留心

皆学问。世界上那么多绿党，那么多动物保护协会，没有为苍蝇讲好话的。在一次“等待

”时，为了不浪费时间，我留心苍蝇，于“不疑处生疑”，马上写了《为苍蝇翻案》，赞苍蝇的抗

菌能力，建议把苍蝇身上的什么“素”提炼出来，为人所用。有次在意大利遇到养鸵鸟

的农场主，他们坚决否认鸵鸟有“钻头不顾尾”的行为，于是我立即著文批评所谓“驼鸟

政策”的比喻欠周全。

    可是，这种“处处留心”必然带来所学所写太杂，这种“信手拈来”必然失之于肤浅。

杂，是我致学上的拦路虎，也是这套《全集》的一大弱点。小时候，读过郭沫若为自己过

于杂而悔恨的文章，可是，为什么还要坚持“杂”下去呢？

    问题在于：杂家本是我1960年到1962年在上海社科院学习室期间的培养目标。为了让

我们接受做杂家的使命，上海社科院的导师们不知讲了多少道理，不知举了多少案例。书

记李培南是“老政委”，是陆定一封的“小马克思”。他把培养我们当杂家、当评论员比

作参议、参谋。他说：“司令、政委在分析敌情时有不同意见，参谋的话就起决定作用”。

院长杨永直把杂家比作冲锋枪，他说：“冲锋枪比重炮灵活，挎得动，拉得出”。副院长庞

季云不仅用“美国总统要给评论员杂家登门拜年”的故事来激励我们，还请老师给我们讲解

四书五经，要求我们背诵《胡笳十八拍》等等一系列做法，让我们心悦诚服。我们全室20人

个个都把终身做杂家视为民族的重托，国家的需要。杂家对我们先入为主，也就决定了我后

来的主动去中国大百科全书工作，争取做“百科全书派”，也就是决心继续做一名杂家。

    问题在于：“文革”中，从1971年4月起，一直到1981年，我从事了近10年的自然科

学。从“被动”到“自觉”，从“为了安全而改行”到“实现学科大跨度结合”，尝到了

“杂”到自然科学的甜头。通常讲“隔行如隔山”，可我切身体会：隔行不隔“理”。

    问题还在于热爱了杂家以后，便形成了一系列有利于杂家的理念。杂，会使得文章有

血有肉，不至于像瘪三那样，瘦得只有骨头没有肉。杂，有助于提高文章的知识含量，增强趣

味性，提高可读性，让读者读起来不吃力，不释卷。杂，只有杂才容易形成杂交优势，时

而自然科学，时而社会科学，远缘杂交，更坚实有力。杂，更重要的是赋予人更广阔的想

象空间，产生联想，出现思想碰撞的璀灿火花，即创新。杂很容易被人认为杂乱无章。杂

乱无章的文章是有的，可是做到杂而不乱、杂而有章也是可能的。万变不离其宗。“纵

横”要求“捭阖”。会把鱼网“撒得开”的渔夫，也一定会抓住纲，“收得拢”，捕到鱼。

    自1980年在“文革”后中国第一个社会学系——复旦大学分校社会学系（即今天的上海

大学社会学院的前身）开《家庭社会学》讲座，1981年2月正式在社会学系讲授《家庭社会

学》课程以来，那“杂”开始有了自我约束，“东一榔头西一棒”的事有所减少。然而，由

于我所从事的社会学专业本身就是一个大容量、多分支的综合性学科，于是我又深感自己

“杂”得不够了。20世纪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讲，社会学下有110个分支学科；美国社会

学界说，社会学下有120个分支学科。20世纪初，南京社科院的同行统计，社会学下有170个

分支学科。收在《邓伟志全集》里的《文化卷》实则是文化社会学，收在《全集》里的

《教育卷》近乎教育社会学，收在《全集》里的《科普卷》类似科学社会学，收在《全集》

里的《传媒卷》可谓传播社会学，还有收在《全集》里的《参政卷》也可以认为是用社会调

查的“参与法”写出的“政治社会学”。收在《全集》里的《人物卷》、《亲历卷》在我这

个社会学人眼中就是社会学的一个又一个案例。收在《全集》里的《散文卷》、《书评卷》

虽然称不上社会学宏论，但是它无不是“社会评论”。把《全集》各卷加在一起，其总和还

够不上社会学分支学科数的一个零头。媒体上称我“社会学家”，我实不敢当，充其量我是

“家”字下面那个“豕”身上的一根毛。近年在谈论社会结构时，我多帮穷人说话，常讲

“政府为弱势而设”，于是有人戏称我为“穷人社会学家”。我愿把“戏称”当“尊称”。

我认为“穷人社会学家”的光荣称号就是“豕”身上的那根美丽而坚硬的毛。

    不仅从知识占有面来看，我不是合格的什么“大家”，而且从观点上看，也不是合格的

什么“大家”。几十年来，我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写过还算正确的文章；在错误路线指引

下，也写过有严重错误的文章；毋庸讳言，我在正确路线指引下也写过不正确的文章，在

错误路线指引下也写过并不错的文章。在2008年出版《邓伟志文集》时，我收了包含错误

观点的文章，这次出版《邓伟志全集》，我又收了更多的包含错误观点的文章。连那些无

人知晓的错误文章我也亮出来了。比方说，在《社会学卷》收进了社会学尚未在中国恢复

和重建时写的、未曾发表过的、为人民公社贴金的调查报告。我认为，不收进这些错误文

章就不像我邓伟志了，隐去了错误文章不仅不像什么“家”，好像连做人的起码道德也没有

了。在这部《全集》中，我在好几处批评那些隐恶扬善的《文选》。尤其是那些我所尊敬

过的长者，当年我们小字辈是在他们大人物影响下写出错误文章的，可如今从他们的文选

看，他们似乎从未讲过错话。我有时埋怨自己记忆力太强。假如能忘记了大人物的错话，

就不会如《孟子》所言“说大人则藐之”了；假如能忘记了大人物的错话，不就会对大人物

肃然而又起敬了吗？可是，不知怎么搞的，大人物越是“隐恶”，我越会忆起他们的

“恶”。当然，摆出错误文章不是坚持错误，不是让谬种流传，而是让自己不要忘记错误，

不要重犯错误，同时也让读者引以为戒。与此同时，我也不赞成有些认识错误的大人物“要

把文章统统烧掉”的说法。错误是正确的先导。创伤是成熟的捷径。过去不等于现在，更不

等于将来。我们这些生活在风云多变中的学人的伤口正在愈合。何况我们并不是一无是处。

在历史唯物主义眼里，成功和失败都有存在的历史价值。

    不感叹曾经失去的，不垂涎没有得到的，不追求不属于自己的，但是我珍惜我奋斗到

今天唯一拥有的财富：一千余万字的篇作品。这便是我出全集的目的。

    “人心是杆秤”。粉丝有粉丝的眼力，网友有网友的鉴赏水平，读者有读者的评价尺

度。不论是对还是错都是篡改不了的历史，都必须还给社会，交给读者。这也是我出全集

的目的。

    学无涯，《全集》有涯，《全集》并不全。我说《全集》不全，包含两层意思：一是

在汇编《全集》时，有些文章没有找到，不过，找不到的极少，约占千分之一、二。我说

《全集》不全的另一层意思是，全集出版以后，如果还有一口气，也许还会再写一点什

么。报上宣传过“我是属书的”那句话。人生仿佛也是一本书，是一本写不完的无字书，

不到断气那一天不会截稿。

    盼望我这充满是是非非的文字会引出见智见仁的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