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

      106岁的雷洁琼同志走了。30多年来，在她领导下工作和学习的情景，一幕又一幕地浮现在脑海里。

                       她喜欢当“教书匠”                   

      雷洁琼同志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实实在在的国家领导人。可在我这学生兼教师的人心里，她一直是个教师。在她自己心目中，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最喜欢当的还是教书匠”。这是她的谦虚，同时也是事实。他从1931年在北平燕京大学当讲师开始，先后在东吴、沪江、圣约翰、华东、震旦以及北大等多所大学任教。

      有一次开大会，费孝通老先生忽然说道：“雷老是我的老师。”我们台下一阵笑声。因为在大家眼里，他们是同辈人，都同是共和国的社会学泰斗。费老一听笑声， 便觉察出大家不相信雷老会是他的老师，便连忙补充说：“说‘雷老是我的老师’这不是广义的，是狭义的。我学生时，她先是助教，后是讲师。”

      雷老堪称“桃李满天下”。1990年5月， 我们随雷老去安徽开会，她的学生知道她来了，都要看望她。她也很想见见老学生。可是，她哪有那么多时间见他们呢？我们建议他的“学生们”集中一块来稻香楼。后来“学生们”按时来了，我一看，他们不是领导干部，就是专家学者，个个都比我年龄大。他们一打招呼，就说雷老还像当老师时那样声如洪钟，身体健康。 老“学生们”看出雷老不能完全记起他们这些“老头”当年的模样。他们彼此就向雷老介绍“这是会打篮球的……”“这是会唱歌的……”雷老思维敏捷，马上说： “我从你们喊我‘主任’，喊我‘教务长’，可以判断你们是哪一届的。”这些老学生一见老师就返老还童，焕发了青春，活跃了起来。他们抢着讲雷老上课时说过 的那些耐人寻味的话语。师生之间笑声不断，看得出雷老多么喜欢他的这些学生！待“学生们”走后，雷老若有所失，陷入了深深的回忆。

      过了好大一会，雷老才对我们说：“我一直没离开过讲台。” 接着她默算了一会，又说：“从31年（1931年）进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书算起，我是60年没离开过讲台。”接着她一口气讲了十几位燕大培育出的人才。我大多记不得了，至今还记得的，仅外交界的就有：黄华、韩叙、周南、龚澎等。

      教室是人才的秧田，讲台是教师的智慧泉、大舞台。雷老当时在安徵讲这话时，她是60年没离开讲台。后来她在北京大学又继续带了10年博士。她是70年没离开过讲台。

      雷老教什么课呢？

                                  社会学选择了她

      1924年，雷洁琼19岁，她怀着“科学救国”的想法，到美国加州大学学化工。可是，不久她便认识到，不变革中国当时的社会是救不了国家的。科学的进程会受社会兴衰的制约。她毅然决然跑到南加州大学攻读社会学。1931年她获得了社会学硕士学位。她的硕士论文是用英文写的，她一直珍藏着。有次她把她的硕士论文和她丈夫严景耀先生的博士论文，拿给我们看，激励我们向前。她获硕士学位后，便回国任教，普及社会学。

      她在燕大开设过“社会学入门”、“社会服务概论” 、“贫困与救济”、“儿童福利问题”、“社会服务实习”等课程。七、八十年来，她写了数百篇文章。

      她在1933年与陈达等共同发起开展节制生育的活动。

      她从30年代起就从多角度为儿童福利大声疾呼。她写道：“儿童的教养关系于社会前途甚大”。他主张把1935年定为“儿童年”，把20世纪定为“儿童世纪”。

      她为提升妇女地位著书立说。她认为妇女至少有八项基本权利，即生存权、教育权、职业权、婚姻自主权、母性保护权、政治权、休息娱乐权、年老和失去劳动能力被抚恤权。

      她针对家庭冲突，于1937年提倡“家庭调适”。20世纪80年代初，她担任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会长，她又提出“加强社会主义婚姻道德建设”。

      她关注贫困群体，关注社会保障。

      她几十年前提出的这些问题，在举国上下都在向社会建设倾斜的今天，仍然觉得鲜活，仍然能够起到引领的作用。

      自从1952年社会学从中国的课堂上消失以后，1978年开始重建。在重建中，雷洁琼同费孝通一起，四处奔走，统领各路、各地的社会学爱好者，办讲习班，办系、办所、办会。

      当时社会上对社会学的认识差参不齐，“要重建”、“不要重建”的各种说法都有。好像是80年代初在武汉华中工学院的一次会议上，雷老引经据典讲了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大意是：历史唯物主义可以指导社会学，可是，不能代替社会学。社会学有理论部分，也有实证研究。社会学的进展可以丰富、充实并且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她这一番话，既抵制了不必重建社会学的错误认识，又纠正了不要历史唯物主义的偏向，十分辩证，令人信服。我从她对马列的运用自如和深刻认识，曾怀疑她是不是秘密党员，还悄悄地打听过，始知她是党外的马克思主义者。

      经过雷老和费老的共同奋斗，社会学在中国蓬勃兴起。为了把中国社会学的最新认识记录和汇总起来，中国大百科全书的领导经过反复研究、协商，恭请雷老担任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主编。她一开始推荐别人，后来她知道了其中的困难情况后，便欣然同意担任主编。她这主编并非挂名，对条目她提出过增删的意见，对释文的初稿她有肯定、有否定。同时，又由于她既具有权威性，又富有亲和力，《社会学》卷在整个编写过程中大家是齐心协力，有讨论而无争论，只讲学术而不搞权术，因此返工很少，进展顺利。

      经过十年努力，正当社会学初具规模时，有些不熟悉社会学的领导看到社会学专业有个别学生出了点事，就埋怨当初不该恢复社会学，提出“社会学停止招生”。招生是向全社会公布的。如果停止招生，出尔反尔，会丧失公信力。我们很多人不赞成领导的意见。但考虑人微言轻，非由费老、雷老出马顶住不可了。后来经过他俩 的进言、坚持，本科没停招，大得人心。后来从那届学生中出了好多才子、能人，有的已成为大学的大教援。他们至今也不知道自己差一点进不了大学的校门，更不知道雷老有恩于他们……

                            她是“被”法学而成法学家的

      1952年以后，中国所有的社会学系和研究所都像后来困难时期的企业一样，来了个“关、停、并、转”。跟企业所不同的是，企业的听谓“并”，还保留有这个行业，社会学的“并”是并给别的专业，蒸发掉了社会学。在这种势不可挡的形势下，社会学的大牌教授们有的并入民族学，有的并入人类学，有的并入法学。雷老被并入了法学。

      半路出家改行，对谁来讲都是痛苦的，可是对雷老来讲倒是驾轻就熟的。原因是她早在1935年就嫁给了法学家严景耀。雷与严同龄，同在上海工作，更主要的是他们有共同的志趣，共同的政治主张，都要为建立一个富强、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

      说起雷、严的结合还有一段虽不曲折但有趣的故事。婚礼是谁操办的呢？是由一位年龄比他们俩小的未婚青年办的？是谁操办的呢？是由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操办的。 这个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赵朴初先生。这是雷老在回忆赵朴老这个“小阿弟”时给我们讲的。朴老帮他们把新家安排在上海今天的东湖路、延庆路那里，“离杜公馆很近”，把他们的婚礼安排在今天的福州路、河南路的新城饭店。两人结婚后，感情甚笃。大家都熟悉雷洁琼与马叙伦在下关惨案中挨打的事，都知道雷老是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事业流过血的人。很少有人知道，雷老他们赴南京请愿，离开上海火车站时欢送他们的情景。在欢送的人群有一位严景耀，就是与她已经相濡以沫， 共同生活十年的丈夫。大家对马老、雷老的请愿既抱有希望，同时也十分担心，担心内战内行的蒋介石会下毒手。在火车徐徐开动后，他们的朋友对严景耀说：“你担心不担心你太太？”严斩钉截铁地说：“我对琼琼讲了，你完不成任务就不要回来了。”

      “完不成任务就不要回来了”，这是何等坚强的决心！“完不成任务就不要回来了”，这里又包含着对亲密伴侣多么高度的信任！没有夫妻的恩爱会这么说吗？

      1952年雷洁琼要转业了，严景耀全力支持她改学法学，改教法学。雷老的法学教得很受各方欢迎，也正因为她精通法学，他后来有能力参与立法。她参与了《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等大法的制定，以及《香港特区基本法》、《香港特区基本法》的起草。

      这里尤其值得多写几笔的是《教师法》。从提出到起草，从初稿到一稿又一稿的修改，都是她牵头。她为《教师法》呕心呖血，付出艰辛的劳动。用她周围的人同她开玩笑时说的：“雷老是磨破了嘴皮”，“甚至还磨破了膝盖”。她反复听取意见，听各类教师的意见，在80高龄时，还下农时听修改意见。雷洁琼是教师合法权益的保护神。

                                   “雷氏微笑”

      有一位一直敬仰雷洁琼，可从来没见过雷洁琼的女教师，搜集了很多雷洁琼的照片，她说雷洁琼的照片都在微笑，她最喜欢的也是雷洁琼微笑。她倡导大家都要学习“雷氏微笑”。

      “雷氏微笑”一出，引发我回忆了很多往事。

      雷老是一位态度严肃、治学严谨、要求严格的大学者，也是一位最讲人道、最有人情、待人和善的慈母。他关心人，爱护人，时刻以微笑对人。民进开会，人未到，笑声先到的有两位：一是雷老，二是朴老（赵朴初）。

      民进的人，谁得了奖，她会笑。不论是作品奖，还是艺术奖，她知道了都会笑。

      民进的人，谁有作品发表，她看到了就会笑。她曾让她的秘书为几位民进人立“作品袋”，见了这几个人报刊上的文章，剪下来，见面时交给本人。有时还会拿出来，告诉作者本人，文章好有什么地方。

      民进的人，谁的困难得到了解决，那怕是部分解决了，或者是有所缓解，她会笑，笑着向大家介绍。

      民进的人，谁的病情好转了，她会笑。十多年前，我在上海生病，脱险，她亲自写信祝贺。她还表扬我老伴对我照顾得好。我老伴念念不忘雷老的评价。

      民进的人或者是地方组织，求她的墨宝，她往往笑着说：“我的字不好，不是宝。你既然要，我就按你的吩咐写。”

      民进的很多前辈，我们后辈没见过，她会笑着向我们述说他们的历史功迹和高尚品德。

      她笑着对我们说：王绍鏊块头大，在反内战大游行中走在最前面，有威摄力。

      她笑着对我们说，周建人1946年6月从上海的北火车站游行到法国公园（今天的复兴公园），历时五小时，饥肠辘辘。一位女工送他一块糕，他吃得有滋有味。

      她笑着对我们说，徐伯昕很注意为公家节省，写东西，包括写批示，常用旧纸翻过来写。

      她笑着对我们说，叶圣陶1978年视察途中胆结石发作，要不要给这位83岁的老人开刀，医生犹豫。叶老说“开刀破肚皮的滋味没尝过，试一试也好。”一句话解除了医生的顾虑，手术顺利，成功。

      雷老的微笑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她对人微笑源于她对人尊重。她尊重任何人的长处。即使讨论一个人的失误，她也会挖掘这个人的成功之处，从不搞“一棍子打死”。

      雷老朝人微笑，人们也对她报之以微笑。她的亲和力、凝聚力极强。几十年来，我见到过她先后有过两位秘书：一位是水秘书，在雷老身边工作几十年，一直工作到老才退休；再一位是这次给她送终的高秘书，也是已在雷老身边工作了三十多年。她俩凭资历，凭德才，完全有条件离开雷老，到外边当个大官，可是她俩舍不得善良。官再大也大不过一个“善”字。

      记不清是在民进的一次什么大会上，只记得台下有几百人，雷老作报告。在她开始讲之前，台下热烈鼓掌，这自然是惯例。想不到的是，有他刚刚讲了“同志们！朋友们！”六个字以后，台下就爆发了雷鸣般的、久经不息的掌声。这种情况，我平生只遇到过这一次。我今年73岁， 听的大小报告不计其数，比雷老政治地位显赫的人的讲话也听过，在未进入正文，只是说了称呼就报以掌声的事，没见过，从来没见过。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这个搞社会学的人遇事总爱问个“为什么”。我悄悄地作过随机抽样。有的回答说，是因为“雷声隆隆”。有的回答说，是因为“雷氏微笑”。回答后者的居多。

                                雷老为什么长寿？

      雷老在八十多岁时，比她年纪小的老人有的都柱棍了，可她依然步履轻盈。凡是跟她打招呼的人没有不祝她健康长寿的，有的还祝她“百岁”、“超过百岁”。对这些美好的祝福，雷老常常是以笑作答。如果是她比较熟悉的人祝福她百岁，她会在说了“好好”之后，再加一句：“我争取！”有时甚至还会说：“那是不可能的。”“我达不到这个指标。”

      雷老生前好像没有活到百岁的思想准备，可是，她活到了106岁。她可能是知名人士中最长寿的人杰。

      雷老怎么会如此长寿呢？谁都知道长寿与遗传有关。那么，雷老的长寿是遗传因素决定的吗？不是，她父亲雷子昌这位前清举人只活了五十多岁。还有，谁都知道长寿与体育锻练有关。那么，雷老的长寿是锻练的结果吗？不是，雷老由于业务繁多、政务繁忙，基本上没什么体育锻练。

      雷老的长寿之道可以用三个字概括。

      第一个字是“善”。雷老是充满善心的人。雷老不仅是八十年如一日地在著作中提倡扶贫，而且在行动上一直是不间断地扶贫帮困。雷老不仅是带领民进到贵州扶贫，而且是随时见了穷人就帮的人。她的博士生告诉我，不知雷老帮助过多少学生。她看见学生缺什么，她就给什么。她见学生没雨伞，她会雨中送伞；她见学生有烈日下不打伞，她会着人买太阳伞给他们。雷老是从善如流，从善如登。《管子》里的一句话：“善人者，人亦善之。”雷老对人好，人们对雷老也好。“心中无小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一百年来，雷老的睡眠一直是很好的。古人云：“善积者昌”（《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这“昌”可能是指事业上昌盛。依我看，又何尝不能用在寿命上呢？“善积者昌”，可能是雷老长寿的一个因素。

      第二个字是“俭”。雷老的工资是很高的（当然同大款不能比），可她是“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她平常很节省，衣着简单，吃饭也很简单。开会时，她完全可以不同我们这些与会者一起用餐，类似她这样一个级别的人，似乎也都是“另有安排”。可是雷老一向都是同大家“吃的是一锅饭”。她在家里也同样是粗茶淡饭。有一次她留我在她家里吃饭，虽然比她平常吃得好一些，多了两道菜，但是仍然很朴素，以素为主。大家从电视上看得出，雷老从没有发胖过，这不能不认为是同她的饮食习惯分不开的。雷老不收礼。有时她的亲戚或者是她的老学生提着水果看她，她会把水果带到民进机关，分给大家共享。《墨子》上说：“节俭则昌”。俭，是雷老长寿的又一因素。                 

      第三个字是“乐”。雷老是个乐观的人，以他人之为乐，以民族之乐为乐。雷老不是没有忧愁，在多次政治运动中她都沾过边。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亲朋好友也投入过对她的批判。这些都给她带来过痛苦。她有次跟我议论这些往事时，我们说：“作为社会学家，应当把这些看作社会变迁中的‘破坏性试验’。”她作为理论家，坚信真理会战胜邪恶。她坦然，舒然。乐事总比苦事多。经常保持乐观心态是雷老常笑、长寿的第三个因素。

      宋代诗人邵雍以30年为一世，在60岁时写道：“身经两世太平日，眼见四朝全盛时。”按邵雍之说，雷老是：身经四世太平日，眼见国家全盛时。雷老一定会含笑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