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

      20世纪60年代初，政界与哲学界曾用“一分为二”压制过“合二而一”，搞得哲学界马翻人仰。后来拨乱反正了，人们又不大讲“一分为二”了。其实，“一分为二”同“合二而一”一样，都是普遍存在的，都是一切事物、现象、过程中所常见的。把“一分为二”当成打人的棍子，不是“一分为二”自身的过错。早在没有用“一分为二” 压制“合二而一”之前，《黄帝内经·太素》的撰写者就提出：“一分为二，谓天地也。”南宋的朱熹也说：“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无穷，皆是一生两尔。” 因此，大可不必矫枉过正，避讳“一分为二”。

      就拿咱人来说吧！不论是个体的人还是群体的人，都会有正确和错误。各人正确和错误的比例自然有高低之分。量的积累到一定程度也会发生质变，这犹如水热到沸点会变成气体一样，错误多了、重了，会被人指为坏人；正确多了，大了，也会被人赞为巨人、高人。成了巨人之后也并不等于时时正确、处处正确。“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既然客观存在有“两点”，那么，我们在写人物、在反映这个客观存在时，就不应当只写“一点”，而应当坚持写“两点”。这是不是调和折衷呢？不是的。这样写才会更真实，更有说服力，更有教育意义。不然，坏人一直坏，那坏人就是先天的。我们先天不坏，还要警惕、还要学习、还要受纪律约束吗？好人什么都好，走出娘胎的动作都具有先进性，咱还能学得上吗？不坚持“一分为二”地写人物便失去了写作的目的。

      近年在描写坏人做好事方面似乎放宽了尺度。坏人的照片可以见报、可以上银屏了，坏人在没有变坏前的功绩也可以渲染了。尽管尚不充分，仍有对党外的老坏人从宽，对党内的新坏人从严的现象，可是，进步还是很明显的。问题是对好人的缺点错误，尤其是对当代好人的缺点错误，包括对已故好人的缺点错误写起来仍有不小的顾虑。这不是对历史的郑重态度。

      说实在的，在写人物时完全没有骇怕“一分为二”的必要。你以为今天不讲，明天也没人讲了。你以为此处不写，别处就没人写了。心理学上有一种缄默症，那就是在没有语言器官损伤和智力发展障碍的情况下，表现出沉默不语。患这种缄默症的往往同时患有“违拗症”，喜欢同人闹别扭。讲历史的事情也是这样，“大广播不发退，小广播一定发达”。 小广播会跟你过不去。而小广播一传十，十传百，必然产生放大效应。甲对乙说：张家的鸡生的蛋很大。乙听了以后对丙说：张家的鸡生的蛋像鸭蛋那样大。丙对丁说：张家的鸡生了个鸭子。于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就出来了。今天歪曲历史的现象很严重，无中生有的文章也出来了。这种“违拗”不能不认为同某些地方的“缄默”有关。歪曲历史与不按照“一分为二”写历史有关。与其事后让它走样不如事前把它讲清楚。

      想想看，各人讲各人好的一面，自鸣得意。别忘了好与不好是相比较而言的。要讲自己、或自己的采访对象，或自己的传主如何如何好，就难免把别人的不好讲出 来。而这“不好”又恰是有人最避讳的。因此，在读书人面前无机密，只要把各种书比较着看，就能把他们东躲西藏搞出的、片面的“一点论”变成活生生的、全面的“两点论”， 就能把各种所谓的“机密”解出来。

      不能“一分为二”地写人物，有时不完全是传主的本意，而是作者觉得不是“高大全”就很难写得好。殊不知，只有如实地、“一分为二”地写人物，文章才会波澜起伏，引人入胜。历史本身是“一分为二”的，人物自身也是风雨艰程走过来的，我们只有“一分为二”地如实写出来，才是好文风，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