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

      参观德国监狱是我多年的愿望。因为我从小就知道有《在德国女牢中》这本书。1980年作者胡兰畦阿姨又在我们家住了好几天，天天听她讲历史，其中包括她的狱中生活。这就更加激起我看德国监狱的冲动。几年前参观过德国的魏玛集中营，看到他们过去拿人当动物试验，无比愤怒；后来又参观了波兰的奧斯维辛集中营，见了堆积如山的头发、假牙和眼镜，证实了很多书中所描述的黑暗和残酷。可那毕竟是过去， 不是现在，况且集中营里关的是好人，再说，在我参观魏玛集中营、奧斯维辛集中营的时候，那里已经不是集中营了。现在的德国关坏人的监狱怎么样？2010年6月29日我有幸来到了德国最大的泰戈尔监狱调查。              

               （一）凭一张“ 世界上最美妙的护照”进到狱中参观

      参观德国监狱是由柏林一家社会工作负责人英纳女士安排的。监狱不是每天都接待参观，机会难得。时间定在下午一时。我作为客人不应当迟到，于是提前五分钟到了监狱大门口，可是英纳已经先我而到了。监狱的第一道门顺利通过，第二道门要看护照。这时我才发现护照没带在身边。“没有护照是不能进的”，二道门卫严肃地说。我东模西摸没摸出护照，却摸出一张名片。我明知不行，可参观心切，还是问了句：“名片行不行？”门卫说：“中国朋友远道而来，我没权利放您进去，请上头决定吧！”不一会来了位目光烱烱的大高个，他隔着玻璃向我扫了一眼，又走过来问英纳是怎么认识我的，然后对英纳说：“那就由你担保，出了事情你负责。”我一下子轻松起来。随后，英纳以及我请的翻译，他们交上德国身份证，立即换来一张用很厚的硬纸板做成的监狱出入证。接着，同去的英国伦敦大学教社会政策课的女教授及其翻译交上护照，也分别换来一张用很厚的硬纸板做成的出入证。轮到我时，门卫拿着我的名片开玩笑说：“这是世界上最美妙、最简便的护照。”说着也递给我一张出入证。这时，大高个也递给我一张他的名片，说：“这是我的‘护照’。”我笑着看他的名片，知道他的名字叫拉福斯（HOFFMANN.LARS），是监狱的教育管理部长。他又指着我手中的硬纸板说：“这个可不能丢掉了，掉了就出不去了。”一直担心我参观不成，心情沉重的英纳顿时也活跃起来，说：“这里是男牢，不是女牢，我们女士掉了都能出去，只有邓教授你这位男士有条件留下来。”说着大家哈哈大笑。 

                       （二）分不清谁是狱管，谁是犯人

      泰戈尔监狱建于1898年，后来不断扩建，现在可容纳1550名犯人，而且都是判5年以上的重犯，还有不少是判30年徒刑的犯人。狱中有剧场，有各种体育设施，手球、排球、足球都有。

      拉福斯首先领我们进了5号监狱。5号监狱是20世纪80年代建的，比较新。同5号楼的狱警打了招呼以后，出来一位穿便服的女社会工作者与他一起领我们参观。她说她管30名犯人。犯人一进来都要订“发展计划”。根据犯人出狱后想干什么，现在想学什么，分类教育。可是，有些人文化程度太低，学起来很困难。

      说着便上了二楼。走廊右手有三个人正坐在椅子上眉飞色舞地聊天，见我们来了，连忙起来同我们打招呼。拉福斯也很客气地对他们说“××先生您好！”（因为我没听清犯人的名字，所以用了“××”，下同）拉福斯没有跟我们介绍那三个人，拉福斯又对他们这么客气。这三位穿便装的是不是犯人呢？我有点吃不准。

      拉福斯领我们向左转，第一间是个厨房，一名又高又粗、穿着花衣服的男子正准备烧东西吃。拉福斯又很热情地同他打招呼：“××先生您好！”拉福斯示意我们进厨房。那穿花衣服的男子也示意我们进去。厨房十分干净，整齐。

      厨房里面有一个可放四、五张小餐桌的小餐厅。墙上挂着许多犯人的美术作品。咦！其中有一幅裱得很好的条幅，写着“水火气土”四个中文大字。书法不算好，可也不比中国报刊上发表的某些题词差多少。拉福斯见我吃惊，马上解释：“这里没有中国犯人。这幅字是德国犯人写的。在这1550名犯人中，35%是外籍人，主要是土耳其人、越南人，再就是波兰人。如果加上已入德国籍的外国人，那就是：50%以上的犯人是外国人。”

      一转眼，那穿花衣服的男子走开了。那穿花衣服的男子是不是犯人呢？我刚想提问，拉福斯便主动说：“他们大多吃食堂。食堂也专门有为糖尿病人做的低糖食品。如果有谁要自己烧自己吃也可以。刚才那犯人是想自己烧。”

      “原来穿花衣服的男子也是犯人啊！”我感叹道。

      “您刚才看到的几位都是监狱里的犯人，可是我们不让他们穿囚服，不规定他们留什么发型，这表示对他们的尊重。我们在走廊里不装摄像头，因此他们喜欢在走廊里活动。”

      我参观过国内的、欧美的很多监狱，犯人一律穿囚服。犯人不穿囚服，还是破题儿第一遭。顿时我思想翻腾，想了很多很多，可是我只说了一句：“还有，我注意到您都称他们‘您’，称他们‘先生’……”

      “是的，这是很严格的规定。这也是我们近年来推行的‘转型管理’,让他们在监狱里活得有尊严，他们出去以后也会给人以尊严。”

                        （三）爱在监房

      拉福斯一边说，一边就打开了一个监房。里边的犯人，正在解代数方程。女社会工作者说；“他是越南人，出狱后想当电工，学习很努力。”大概是为了让我能挤进去的缘故，越南人立即走到门外。狭小的监房，约有四、五个平方米，一张很窄的床，一张很窄的书桌，还有一个不到一平方米的马桶间。我仔细看了看，桌上摆着一束鲜花，一个电脑，一个电水壶，一个旧的簿子。不用说，电灯挂得也很低。怪了！他们怎么不怕犯人触电自杀呢？再一看，犯人墙上挂了两幅女人全裸的画。门 里上方中央挂着一个手写的中文繁体的“爱”字。

      “又是一个汉字啊！”我用手指了指。拉福斯和那位女社会工作者都知道这犯人一直挂着这东西，但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我说：“这是‘爱’的繁体字。中间有个 ‘心’字，说明爱在心里；上面的部分其实也是‘心’，是寻觅心。结合起来是‘心心相印’；下面是个‘友’字，说明结为心心相印的朋友。这位犯人先生过去肯定害过人，现在他心底里也在追求爱呀！”

      “你们汉字‘爱’ 的魔力真大哟！从东方传到了西方，传到西方的每个角落。”

      是的，“仁者爱人”。有了爱人之心，就不会损人了；有了爱人之心，罪人也变得有益于他人了。爱满天下。

      当我们走出5号楼时，正遇上十来个穿着随便的人扛着农具出来。那位女社会工作者介绍说：“请看这是他们种的花。”接着又说：“监狱里的劳动是自愿的。可他们争着劳动，因为劳动可以走到楼外院子里。让不让他们劳动要看他们的技能，技能好才有资格劳动。”

     “这些花很好看。”我脱口而出地赞美。

      “花也向外卖。他们演戏也卖票。”

      “他们的戏能否上媒体？”这在我的老脑筋里是个原则问题。

      “上不上电视、报纸不是由官方决定，而是由媒体在演出前征求犯人意见。犯人同意上就上，犯人不同意上，就不能上，尊重犯人意见。”

      看来他们不仅是服装不分你我，在权力上，至少在发表权上也不分大小。

                   （四）犯人自办了一份期发行量六千册的刊物

      拉福斯把我们又带进了3号监狱。这是上个世纪40年代建的四层楼的老式监狱。同我在纽约所看到监狱差不多，四面八方都是监房，中央是个有盖子的“天井”。狱警抬头可以望见所有的监房。为了安全，天井的每层楼都挂一张网，如果有人跳楼是不会掉到地上的。

      到了二楼向左一转进了一间十平方大小的办公室，里边坐着两位颇有点风度的男士，屋子里摆满了书桌、书架、书橱、电脑、电话和传真机。拉福斯介绍说：“这是监狱刊物《一缕光》的编辑部……”办公室中的一位指着台子上的刊物，示意这就是他们编的刊物。我迫不及待地问道：“能给我一本吗？”他说：“是准备赠给你们的。”这时我才发现自己“书痴”的毛病又犯了。视书如命的积习真是难改啊！

      房间里显然坐不下这么多来访者。大家来到了旁边一间能坐十来个人的小会议室。因为窗户都很小，又有纵横交织的栏杆，所以光线比较暗淡，但决不是只有一缕光。两位颇有点风度中的一位首先发言。根据拉福斯不当面讲“犯人”二字的做法，我暗暗判定这主编先生就是犯人了。

      主编说：“刊物《一缕光》办了四十多年，不断改版。我参与了六年。两个编辑，一个印刷。我们两人全力以赴，白天全在这里办公。”

      我爱不释手地翻阅着刊物。他们也明知道我是德文盲，无非是看图而已。我指着目录问道：“你们有哪些栏目？”

       主编颇为得意地说：“有讲监狱历史的，有讲外国监狱情况的，更多的是讲犯人生活、犯人心理、犯人意见以及犯人未来前途的。还有犯人提问题，请狱外的大学教授来作复的。现在的期发行量为6500册。”

      我又吃了一惊。监狱刊物无疑是内刊，怎么会印数为泰戈尔监狱犯人数的4倍呢？我没这样直捷了当提出，转了个弯问道：“读者对象是哪些人？”

      “2500份是意大利、法国等几个国家的犯人以及犯人家属订的，还有2500份是美国、英国、中国的香港律师、司法部门订阅的。”主编微笑着回答。

      “你们如何采集信息？”我向主编请教。

      “我们打电话同所有犯人一样，随便打。区别是他们要走到监房外的走廊里。我们是在室内。我们打出的电话，对方显示不出我们的电话号码。”

      “有监听吗？”同去的英国女教授问。

      我本来以为英国女教授不该这样提问，因为这是个沉重的话题。哪知主编当着拉福斯的面不假思索地回答：“可能有，但不会很多，抽查。”拉福斯笑了，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笑了。

      主编胸有成竹，又接着讲下去：“电视，我们跟其它犯人一样，可以看国内的32个频道。外国的频道看不到。电脑，我们也跟其它犯人一样，可以接收和发送伊妹儿，不能上网，可以下载附件。”

      “你认为《一缕光》发行量高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我们的观念新。既要帮助犯人重新认识自己，也要帮助司法部门重新认识犯人，既要促进犯人悔过自新，又要启发司法部门在管理犯人的理念上更新，创新，转型。这就是尊重犯人。”

      “你们在刊物上有批评司法部门的文章吗？” 英国女教授问。

      “有啊！”

      “这是第一点……”我提醒他继续说下去。

       “第一点是最主要的。第二，上边对我们没有任何新闻限制、新闻检查。所以我们出版周期短，双月刊。别处统统要审查，所以只能是季刊、半年刊，没有我们及时。”

       “没有新闻检查，出过什么状况没有？”英国女教授问道。

       “没有，至少在我们两个人手里没吃过批评。第三，正因为我们观念新，刊物坚持从有利于人的发展，包括犯人的发展出发，受人欢迎，那也就有喜欢刊物的人对刊扬提供赞助。我们刊物登广告，但不收广告费。全部靠赞助。靠赞助，够用。”犯人主编充满自信地介绍完毕。

      结束时，拉福斯居然在总结中意想不到地冒出了一句：“我们想促使司法部门的官员转型管理，可那些官员保守得很，很难推动。”拉福斯也是司法队伍中的一分子，他这话岂不是在批评自己或者是自己的上级吗？

                             (五)提几个供讨论的问题

      在告别犯人后，中、德、英三国的同行又议论了一会儿。告别监狱后，整理这份材料时，我又结合中国情况，思考了一番。这里提出几点看法，供大家讨论。

      （1）关于犯罪的原因。他们认为狱中犯人犯罪的原因主要是失业和失学这“两失”。当然这可能同我国犯罪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尤其是同大案要案的罪种完全相反，不过随着政治体制政革的推行， 这“两失”作为犯罪的原因就会凸显出来，就成为要害。失业意味着贫穷，失学意味着无知、无法律知识，无道德教育。单有“一失”，犯罪的可能性尚小，如果是 “两失”，雪上加霜，问题就大了。中国在解决这两点上过去花了很大工夫。中国人的重教思想根深蒂固。作父母的为了供孩子上学而省吃俭用的精神，令教育发达的西方人赞叹不已。可是，中国目前的实际失业率和实际失学率还是比较高的。要解决这“两失”，国家在财力上确有困难。不过，倘若在缩小贫富差距上动点真格，就业率、就学率是能够上去的。比方说，凡是需要经常加班的企业，必须变“加班”为“加人”，就业率马上就提上去了。再比如说，正确处理好“生存、发展和享受”之间的关系，少办点奢侈型的享受，扩大点义务教育的范围和层次，教育水平也一定会上去。不能不承认现在有的人享有的是“服务过度”，有的人是“服务赤字”。实现公共服务的均衡迫在眉睫。过大的贫富差距会诱发犯罪，既会诱发低端犯罪，又会诱发高端犯罪。因此，只有狠抓这两个“率”，才是从国家安全的源头上抓起，才是治本而不是治标。当然喽，不就业是零收入，倘若就业的收入太低也不解决问题。中国到了应该告别“廉价劳动力”的时候了。再以“廉价劳动力”沾沾自喜，就是对劳动力的犯罪了

      （2） 关于再社会化。监狱是要把罪犯跟社会隔离。不把害群之马隔离开来，社会就不得安宁。柏林的泰戈尔监狱实行“隔离中的隔离”。犯人如果违反狱规，会罚他一个月不与别人接触，不许看电视，不许打电脑。这自然是必要的。不过，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对罪犯来讲，还有越隔离越不适应社会的另一面。因此，柏林提出犯人的再社会化问题。“再社会化”本来是对老年人说的。老年人不可能像当年那样参加很多社会活动，可是，老年人如果不“再学习”、不适当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也 不利于老年人的养老。因此，社会学界早就提出“再社会化”。现在，柏林把“再社会化”的概念移植到罪犯上来，不无道理。泰戈尔监狱对罪犯实行休假制度。 “关”中有“不关”。据说，几年来休而不归的只有百分之零点几。在狱内要想着狱外。犯人自己会想，监狱管理人员也要帮犯人想，把犯人的再社会化计划得周密一点。为了让罪犯出狱后容易适应社会，监狱社会工作者常常陪着罪犯外出寻找他们的家属、朋友，共同策划出狱后的生活安排。出狱后，监狱还会派人租房，与他们做一年到一年半的邻居，帮助他们过正常人的生活，帮助他们与原来的是非之地保持距离。泰戈尔监狱有个犯人在狱中学会了做面包。监狱社会工作者再替他安排 好出狱后的生活出路。他出狱后成了面包大师，发了大财，出了大名。中国有条件给罪犯休假吗？有没有条件给刑期短或即将出狱的人放假呢？犯人出狱后，社会工作者难以租房与他们为邻，能否让社区工作者接过来继续关心他们呢？不是说过去一点没有，只是不太充分，尤其是在带动居民一起关心这方面存在不少问题。

      （3） 关于监狱社会工作。泰戈尔监狱里有个教堂。一百年前，建教堂时的理念是：让罪犯与上帝在一起，有助于犯人的改造。他们慢慢地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人间的事要在人间解决。犯人要靠狱警来管教。狱警的管教很严格，可谓“从严治狱”。后来又发现单靠狱警还不够，要犯人回归社会，还需要社会工作者的参与。泰戈尔监狱规定每15名犯人配备一名社会工作者。上面提到5号监狱一名社会工作者负责30名犯人，那是例外，是在人手少、能力强的情况下的例外。社会工作是策划、设计，是心理疏导，是心理治疗。社会工作者是不开药方的医生。不开药方胜似药方。心理学，不论是实验心理学还是社会心理学都有大学问，是倾毕生精力都学不完的学问。近年中国的社会工作在教学和科研上都有长足进步。在今春召开的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中央又把社会工作者列为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向社会工作发出的进军令。不要把监狱工作搞得那么神神秘秘，不要搞“八公山下，草木皆兵”。前不久，我去了安徽的八公山。那里早已是天人合一的“草木皆‘友’”了。“保密”是要的，但不要把保密变成“保丑”。因此，我建议：大胆地、大量地吸收既热心又有能力的社会工作者来监狱工作。这是监狱管理改革的组织保证。

      （4）关于监狱管理成本。泰戈尔监狱的管理并非无懈可击。别的监狱对泰戈尔的转型，有的认同，有的也并不认同。泰戈尔的监狱管理人员与犯人之比是1：1.5。泰戈尔在每位犯人身上的各项花费平均每天200欧元。这两个标准都太高。就是这样高，仍然有毒品进入监房。有人认为，可能是家属在拥抱、接吻时留下的，也有人怀疑是狱管带进去的。对泰戈尔允许犯人与家属有短暂拥抱和接吻的问题，也是说法不一。不过，泰戈尔他们认为应当算大账。有利于转变犯人的事，不要拒绝。真要是能把罪人变成好人，那会给社会带来多大的效益啊！中国法院系统每年判处的贪污受贿的标的额足够让中国的一千多万绝对贫困人口过上好日子。中国监狱最头痛的是“二进宫”：在狱中表现不错，出狱后在社会上遭到歧视，得不到就业，又“重操旧业”，重新犯罪。人要融入社会，社会要融入人。融入从来都是双向的。监狱要“转型管理”，社会也要“转型管理”。

      （5） 关于“转型管理”的内涵。监狱的工作对象是罪犯。罪犯过去有罪不等于现在还在犯罪，更不等于以后永远会犯罪。监狱工作的出发点不只是让罪犯老实服刑，更重要的是把它从一个有害于社会的人变成有益于社会，至少是无害于社会的人。罪犯无不是从非罪犯转化而为罪犯的，罪犯同样可以由罪犯再转化为非罪犯。在1976年的中国唐山大地震中一位罪犯抢救出一百多条生命便是“转化”的最好证明。屡教不改者是有的，其责任主要在不改者自己身上，但也不可否认与我们的教育无方、 教育少方有一定关系。罪犯都是高智商。把高智商转来过用在正道上是一大笔财富。因此我理解，所谓泰戈尔监狱提出“转型管理”的内涵应该包括以下五方面：重在狱内，兼顾狱外，为了狱外；重在当前（刑期），兼顾长远，为了长远；重在生存，兼顾发展，为了发展；监管与教育并重，寓监管于教育；罪人也是人，要给罪人以尊严，平等待罪人，决不羞辱，决不打骂。有些要点看起来越过了大墙，实际上，是大墙内应该做到、也能够做到的。监狱是犯人重新做人的新起点。像短跑那样，起跑好成功一半。当然，监狱本身就是存在于社会中。所谓“社会隔离”只能是空间隔离，是相对而言，在文化上是隔离不了的。监狱工作迫切要求社会相应改变对犯人及其家属的态度和做法。大墙内外同顶一片蓝天。大墙外不配合，大墙内的工作难以取得成效。大墙内外在“转型管理”上要同频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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