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

      我很喜欢能在每个月初就看到《炎黄春秋》的当月刊物。4月2日，我把目光集中在第4期的《走出秦城的周扬》一文上。当我读到开头第一段的第二句时，就发现文中有一个明显的硬伤。文章说，1966年2、3月柯庆施邀请……。柯庆施1965年就病逝了，是不可能邀请的。柯更不可能参与策划什么“纪要”。接着， 读到第三句“张春桥登门拜访”周扬时，尤其是读到第四句“文艺黑线”时，勾起了我的一段甜酸苦辣的回忆。
      那是1976年冬，我参与中共上海市委组织的批判“四人帮”的文字工作。1976年底，带着上海以及各地揭批张春桥的主要材料，到《红旗》杂志撰写《评张春桥的反革命道路》一文。在写批张春桥文章的时候，有位领导同志提供了一个材料：“张春桥是周扬文艺黑线上的人。在1966年周扬过上海时，张春桥私下里去看周扬。”我懵了。第一，用“文艺黑线”当棍子打人的张春桥，他自己也是“文艺黑线”。第二，这位知情的领导同志怎么不早揭发呢？早揭发，张春桥岂不是早就垮台了！ 第三，张春桥的这条罪状要不要写到批张的文章里？
      毫无疑问，那是一定要写的。因此，在一稿又一稿中都保留有“张春桥是周扬文艺黑线上的人”。1977年5月2日，《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评张春桥的反革命道路》一文，经当时的中央宣传小组负责人审定、一位政治局委员批示，马上要在《红旗》上刊出，由新华社发稿。领导要求我与两位《红旗》编辑连夜再斟酌一下，看看还有没有需要修改的。看到“张春桥是周扬文艺黑线上的人”一句时，三人不约而同地都停住了。因为“文艺黑线”虽然还没正式公开平反，但是否定“黑线”的传言我们都听到了。再从我们自己的艺术良心上看，“黑线”的说法打击面也太广了。于是，三个人决定把“张春桥是周扬文艺黑线上的人”划掉。当夜向上报告划掉的事，上面都没反对。全文便于5月4日向全国播发。
     1983年周扬讲异化和人道主义的报告受到了批判。按统一部署，我认真学习了批周扬的文章，可是，说什么也不敢苟同。尽管批周扬的带头人胡乔木同志也曾经是我所崇敬的人，我仍然认为胡乔木批周扬批得不对。胡乔木批周扬的观点，在当时是主流看法。要正面批评胡乔木观点是很难的，况且我也没那个水平与胡乔木坐而论道。于是我写了篇小杂文，用曲笔批评胡乔木对周扬的批评。我写道：“最近，胡乔木同志在文章中把卓别林的国籍搞错了。这本来也是难免的。谁能记得那么清楚？可是令人费解的是，乔木同志的文章事前送给那么多专家看，为什么竟没有一人提出来呢？总不会都没有发现吧！我看这里可能也有一个‘怕’的问题。大家都不愿提，到头来还是乔木同志自己出来更正，这岂不增加了麻烦！”“这些事情虽小，但告诉我们一个问题：要创造一点学术民主的空气，要培养人们的知识勇气，不那么容易，还要花很大力气。没有一个‘敢’字，什么创新呀，改革呀，都是一纸空文。不敢碰旧，如何创新？不敢改旧，还谈什么改革？似乎应该提倡一下 为‘敢’字撑腰，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
     拙文没有点穴，却有点名，以致发表后第六天，一位朋友化名在《人民日报》刊出批评我的文章。说我“没调查”，说我“横扫”。不知深浅的我，不服气，立即写了反批评，大意是：我愿意继续调查，请协助调查，待我调查后我将再写。《人民日报》赞成我的观点、不同意乔木观点的同志对我说：“不可能给你发，你想把老头气死。”后来，我的日子就开始不顺了。不过，较之那“轩然大波”来，我这里是“小波”，是不值得一提的“涟漪”。
      理论问题同学术问题有联系，更有严格区别。动不动把学术理论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会阻碍学术理论的发展。“政治高度”上去了，理论水平说不定就下来了。看似“上升到政治高度”，实际上是对政治的亵渎，是把政治庸俗化。就是十足的政治问题也不是不可讨论的。曾有一阵讲，政治问题不可讨论，搞得人晕头转向；后来又说，政治问题可以讨论，让人心花怒放。殊不知，正确的政治主张无不是讨论出来的。深入地而不是庸庸碌碌地交流，一定会出现交锋。有交锋才能有火花，才 有突破，才能出新。没有政治矛盾，没有政治讨论，就没有政治学。掩盖矛盾，回避矛盾，是没出息的表现。
      政治水平与政治地位有关联，但二者之间决不能划等号。政治地位是一时的政治水平的标志，但不是永恒的标志。君不见有多少政治家被后人分了早年和晚年，分台上和台下。晚年不如早年的有，台上不如台下的也有。这不是有意对高位过不去，这是“实践出真知”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压低“高贵者”，在提升“卑贱者”。 因此，在理论讨论中，没有政治地位高下之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一票对一票，不需要、也不可以加什么“权重”。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中国人应当是最懂得这个道理。

                                                          《炎黄春秋》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