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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2022 : 2:28 : +0200

文化、科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

文化创新,首先要解放思想

                                                 邓伟志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就文化问题所作的决定,是我们文化强国的行动纲领。六中全会告诫我们要“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又号召要“创立新知”。我认为,文化创新的前提是要继续解放思想。

   对文化人来讲,要从“急功近利”中解放出来。文化创新有急有缓,以缓居多;有近有远,以远为主。因此,没有“十年辛苦对青灯”的精神是很难有作为的。当然,这个道理有文化的文化人都明白。文化人的急功近利有不少是被犬牙交错的评比逼出来的,被五颜六色的光环诱惑出来的。能够把文化创新放在第一位的人是冷静的,会像居里夫人那样把奖品当作儿童玩具的,决不会为“浮云遮望眼”。

    对文化人来讲,还要从“官学双得”中解放出来。“学而优则仕”是中国的老传统,仕者无学是不行的。可是,学者热衷于当官也是很可怕的。越是有名,越说明你没时间学法学、政治学、管理学。热衷于当官是文化创新的大敌。孙中山在广州对大学生讲:“你们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意味深长!热衷于当官必然是“见佛就拜”,而文化创新恰恰需要《五灯会元》里所提倡的那种 “见佛不拜”。

    对文化人来讲,还要从“空中楼阁”中解放出来。现在有些文化成果是空对空。过去是“言必称希腊”,如今不知是不是因为希腊经济不景气了还是别的原因,不少人不再是言必称希腊,而是“言必称哈佛”。哈佛大学是不错的,但它毕竟是根据美国需要而办的。我们中国人搞文化创新, 无论如何也得以中国这片热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借鉴哈佛无论如何也得针对中国实际,脱离实际地讲哈佛,那只能是新版、新译、新信息,而不是创新。实践是创新的沃土,实践是不断变化的。理论与不断变化的实践紧密结合,就会逼得你不断回答新问题,不断出新思路。

    文化人要解放思想,文化管理层更应该思想大解放。

    对文化管理层来讲,要从“顺我者昌”中解放出来。文化管理者不能把自己的认识,乃至于管理层集体的共识当作绝对真理,不能总是自以为是,更不能给不顺我者以眼色看看。伏尔泰有句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有人说,伏尔泰表里不一。伏尔泰对他的论敌《文学年代》的创始人弗雷龙就没有宽恕过,更没有“誓死捍卫”过。不仅如此,伏尔泰还走上层路线,给《文学年代》以停刊处理,把弗雷龙解雇。弗雷龙被伏尔泰搞得确实很惨。不错,讲名言的人不践行名言这类怪事是有的,但这并不能说明名言本身也是错误的。讲名言的人不践行名言,我们学习名言的后来人完全可以后来居上,真正做到自觉地尊重差异,真诚地包容多样。这才是文化创新之正道。

    对文化管理层来讲,还要从“多数意识”中解放出来。在政治上,一定要努力求出最大公约数,坚持少数服从多数。但在文化创新上,要求异存同。因为,创新是超前,出众,是一改故辙,另起炉灶,是独辟蹊径,独树一帜。既然是“独”,就不可能是多数。“出众”的就不会是跟着多数“从众”。“超前”的也不可能是多数。谬论可能出在少数人身上,真理也可能握在少数人手里。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一方是少数,反对彭德怀的一方是多数。可是,少数的一方是正确的。习仲勋的夫人写道,在批习的“利用小说反党”时,只有邓宝珊等两人替习讨公道。这也无可争辩地证明,即使是政治上的真理有时也会在少数那一边。只要是真理也一定会或迟或早地为群众所接受和掌握。当然,认识是个过程。毛泽东是在庐山会议六年之后才对彭德怀说:真理也可能在你那一边。

                                          《北京日报》 2011年12月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1年12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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