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分配不是小问题
分配是按照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制度和规则，将劳动产品或物质财富分给有权获得它们的人群和社会集团的过程和形式。分配是联系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既会反作用于前面的生产，又制约着后面的消费。因此，分配是经济学的重要篇章。可是，分配又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甚至还是个政治问题。
分配不当，要么是带来平均主义，要么是带来贫富差距过大。这两种倾向都值得注意。在当前中国，尤应注意的是贫富差距过大。不论用什么方法、什么指数来计算，不论是同过去作纵向比，还是同别国作横向比，我们都应当承认中国贫富差距实在是过大了。前些年，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人吞吞吐吐，现在继续坚持认为贫富差距不大的人少得多了。
不过，对贫富差距过大的危害性，对贫富差距过大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仍然认识不足。历史告诉我们：贫富差距过大同社会上的诸多方面有线性关系，也就是说透过贫富差距过大能找到不少规律性的东西。
贫富差距过大同劳动积极性成反比。现在人们很喜欢把生产比作蛋糕。不是吗？在很多领导嘴里三天两头离不开“把蛋糕做大”。 把蛋糕做大是好事情，可是别忘了在蛋糕做好以后，紧接着就有个切蛋糕、分蛋糕的事情。如果分配不公，辛辛苦苦做蛋糕的人只分到一点点，那做蛋糕的人会有生产积极性吗？他没有了积极性，你下次靠谁做蛋糕呢？他没有了积极性，你的蛋糕产量会上去吗？
贫富差距过大同道德水准成反比。道德属于意识形态，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因此，道德是有层次高低之分的。我们提倡“穷且益坚”，提倡“人穷志不穷”都是应该的。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人穷志短”也是难免的。贫富差距过大的高端和低端都会带来道德滑坡。有些富人之所以骄奢淫逸，既是因为他们太富，也是因为他们钻了有人太穷的空子。
贫富差距过大同人们的迷信程度成反比。当前的迷信盛行百分之九十九是贫富差距过大带来的。穷了，没钱读书。没钱读书，缺乏科学知识。没钱看病，又缺乏科学知识，只有求神灵保佑。钱多的人，多得发愁，生怕出什么意外，求神灵保佑。如果钱的来路不明，成天提心吊胆，更加求神灵保佑。当然，穷富拜神灵的投入是不一样的。富人的迷信程度大于穷人。
贫富差距过大同犯罪率成正比。道理很明显，马克思把它称为草屋与大厦之比。学人把它叫隧道效应。说的是，隧道里有两条车道，都堵在里边不能开。这时，里车道与外车道的本不相识的两个司机会下来聊天，坐车的也会下来寒喧，亲热得很。堵得越久，他们聊得越多。忽然外车道开了，里车道的人也充满了希望。不料，外车道一直开，里车道一直不开，差别很大。里车道的人不耐烦了，于是来个变道。外车道岂能容忍？遂矛盾发生。贫富也一样，差距不大，和睦相处；差别一大，富者嫌贫，贫者仇富，犯罪现象增多。今天的犯罪率居高不下，很大一部分是由贫富差距过大造成的。
贫富差距过大同群体性事件发案率成正比。毋庸讳言，凡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都是对抗性矛盾。可这对抗性矛盾又往往同分配不合理有关。马克思在多种著作中多次指出：分配关系具有对抗的性质。当然，马克思指的是私有制社会。他认为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另一回事，因为有按劳分配。遗憾的是，马克思提出的是理论。 马克思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从今天的实践看，如果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论是在公有制企业，还是私有制企业，如果出现不劳而获、少劳多获，仍然会引发对抗性矛盾。这是颠簸不破的真理。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多次从政治上谈论分配问题，并把分配问题同社会矛盾联系起来。他严肃指出：“分配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邓小平年谱》，1364页）“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要革命。”(1317页)“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1357页）邓小平提到了“出问题”，“打‘内仗’”，这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吗？邓小平说的“本世纪”，不是21世纪，是20世纪。如果从20世纪90年代就注意，进入21世纪以后，就不会有那么多群体性事发性了。现在是积重难返啊！
积重难返也得返，积重难返也能返。
在分配问题上，当务之急是变革初次分配。初次分配差距过大，用再分配来弥补就是扬汤止沸了。在初次分配中要坚持劳资两利，纠正长期存在的“资高劳低”现象，提低、扩中，调高，或者明确讲，就是降高。资方不能不顾一切地追求最大利润，要以人为本，要把公平放在第一位。别忘了中国有句老话：“不平则鸣”。再就是，有分配上要缩小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要按反垄断法来约束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
在分配问题上，当务之急是调整税收。提高所得税的税率。请高收入者放心，提高了所得税以后，高收入者还是高收入者，只是不过高罢了。增设赠予税、遗产税。 老实说，“举家入狱”的出现，同不征遗产税有关。有了“老子发财儿富翁”，必然带来“老子犯罪儿混蛋”的恶果。
在分配问题上，当务之急是要加大反腐力度。要杜绝灰色收入，打击黑色收入。官员收入既要申报，也要公开。红色的、灰色的、黑色的都公开。只有公开，才有办法监督。也只有公开，领导干部在拿不义之财时才会皱眉头。尽管这样做并非万能，但是要比只申报而不公开强万倍。公开收入是在政改上迈出的一小步，公开收入是与国际接轨的一个小小的通道。小则小矣，可是，如果加上“公开”二字，官员的犯罪率将大幅度下降，执政党的地位会夯得牢固而又牢固。
分配不是小问题。分配是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