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共和国六十年的历史分期问题
共和国六十年历史分期问题的提出，不仅是史学研究的需要，而且是现实的迫切要求，更是历史走向的声声召唤。
对共和国的历史曾经有过权威性的分期。不过，历史在前进，认识在提升，有些重要文献的历史分期显然有过时的地方，甚至还有欠妥的提法。这是实践检验的结果，也是历史快速前进的步伐给史学界增添的“麻烦”。
历史分期的讨论综述
近几年就共和国六十年分期的问题讨论得很热烈，见仁见智，各不一样。有把六十年分为两段的，也有分为四段的，还有分为五段、六段、八段的。同为二、四、五、六、八段的，起迄的年代也不尽相同。
历史分期看起来只是个划分几段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同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分不开的。比如说，最近既有以“前30年”来笼统否定“后30年”的，更有以“后30年”来笼统否定“前30年”的，甚至也有在“前30年”与“后30年”之间划等号的。尽管所举例证不无道理，可是所得结论则有失偏颇。过度否定“前30年”，会把“后30年”变成无根之末；过度否定“后30年”，就是拖着历史倒退。“前30年”与“后30年”无差别，是掩埋了历史前进的脚印，
这六十年的历史是一脉相承的，也是有阶段性的。说“一脉相承”，是因为：执政党是一个。指导思想是一个。政体是一样的。国体也大体上是一样的。前三十年为后三十年奠定了政权基础，确定了政治制度，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政治保障。笼而统之地讲前三十年是“闭关锁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人家不承认我们共 和国，是他们在外边把我们的国门反锁起来，我们如何走得出去？出不去，难道要乞求人家放我们出去不成？在被反锁的情况下，才出来毛泽东的那句话：“封锁吧！封锁它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是黄河的愤怒，是对封锁的反抗。毛泽东一再讲要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包括资本主义的长处。他在反封锁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再说，各界人士积极活动与一个又一个国家建交，不就是为开放作准备吗？早在共和国成立前，20世纪40年代中共便在美国秘密设立过“中共美国工作领导小组”， 在共和国成立后会忘记同美国往来吗？因此，不能轻率地咬定是我们的中央政府要锁国。共和国成立后，作为中央政府的政务院马上聘请外国人当顾问。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人不排外！
但是，不问是谁在锁，“锁国”则是事实。因此，不能把“前30年”说成是开放的三十年。决不能把“前30年”的开放意向，同“后30年”的全方位开放的光辉现实相提并论。后30年，正如十七大报告上讲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这“壮丽史诗”有自己的“特色”。有特色就与以往不同。
“60年”，本质上是一样的，可是也有明显的部分质变。这就是分期的依据。
前面提到的两段论，是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四段论，是根据《历史决议》，分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伟大历史转折以后”的时期（包括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头两年）；五段论，是在四分法的基础上，再以开始实行过渡时期总路线为界，将新中国初期的七年分为“国民经济恢复”或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三年，以及“社会主义改造”的四年这样两个时期； 六段论，是在五分法的基础上，将伟大历史转折以后的时期，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界，分为“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即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和 “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新时期”；八段论，是在六分法的基础上，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召开为界，将“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新时期”划分为“改革开放初期”的13年和“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11年；再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为界，把2003年以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社会进入科学发展的改革开放新阶段”。
本文采取的是“五段论”，可是，又不同于上述的五段。把六十年分为五个阶段分期，可以从经济上划分，可以从政治上划分，还可以从社会上划分，本文不太严格，基本上是混合划分的。
分期，还不能只看文字，不能只看口号，要看实际。60年的文字表述有时似乎是相同的，然而实际做法大不相同。如果拿文章、文件来讨论，是难以讨论清楚的。比如谁都知道“大跃进”是吹大牛，是大破坏，可是如果从文字上说，当时“多快好省”喊得震天响，“持续跃进”叫破了喉咙，能以此为据吗？再比如，怎样评价20世纪末？你说应该充分肯定，那是“应该充分肯定”的，GDP那么高，还不该肯定吗？他说应该否定，那也是“应该否定”的，犯罪率居高不下、惊天动地的大案要案层出不穷，为60年来所罕见，还不该否定吗？因此，要综合分析，要全面考虑。
分期，最难的是划分好阶段以后的概括、归纳、命名。从现象上描述吧！不明晰，没触及本质。从本质上点穿吧！相关的人又难以承受。本文姑且来个摸棱两可，把清晰寓于模糊之中。
我看可以分为以下五段：1，新民主主义阶段；2，集权社会主义阶段。或曰：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3，资本社会主义阶段。或曰：“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4，“过度市场化”的社会主义阶段。或曰：“超市场化的社会主义”，或曰：“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社会主义”；5，走向科学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发展时期”。
1，新民主主义阶段(1949～1957)。
有权威人士说：中国于1949年进入社会主义。也有人说：1953年后进入社会主义。看来，都不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一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在1949年8月起草《共同纲领》的过程中，要不要写上“社会主义”是有激烈争论的。8月26日毛泽东针对争论，提出：“纲领中只说现阶段的任务，如果再说得远一点就变得空洞了。”(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3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中国共产党坚持在《共同纲领》中只提新民主主义，不提社会主义，并向民主党派人士作了解释：纲领是带有时间性，有变动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七年（1949年到1956年），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没收了官僚资本，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稳定了市场；经过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在此期间，成功制定并实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新民主主义论》基本思想的具体实践。
1952年，毛泽东改了口，他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他很少再提新民主主义了。1954年9月15日，刘少奇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这个过渡时期“也叫做新民主主义时期”。（《刘少奇选集》下集第143页）周恩来既称之为“新民主主义时期”，也称之为“新民主主义时代”（《周恩来选集》上第367、368页）所谓过渡时期，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必须肯定，新中国成立后，有一个新民主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先是医治战争创伤，后来又在工农业上取得可喜的成就。
2,集权社会主义阶段（1957～1976年）。或曰：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
从1957年开始，我们宣布全面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到1976年为止，前后二十年。实际上是集权社会主义。表现在：①在所有制上超越发展阶段，离开本国的国情，搞人民公社化。②在管理体制上，采用指令经济，也就是计划经济体制。指令经济不但不适用于中国，在它的母国苏联，也不适合。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不适合。几十年来，凡是采用指令经济，即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生产力的发展都不快，人民的生活改善都很慢，效果都很不理想。超越发展阶段常常是违背客观规律的。③在政治上集权。搞一言堂，个人崇拜。搞无休止的斗争：反右派、反右倾，拔白旗，“四清”，直至十年浩劫的文革。尽管每个运动都声称是“揪一小撮”，可是，一个又一个“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片。
无休止的斗争，搞得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搞得家破人亡，民不聊生。有一时期官也不聊生。反右打知识分子，文革是先打知识分子，后来又打干部。当然，在这一阶段，有万吨水压机、有原子弹试验成功、有卫星上天，有大桥飞架，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可是，综观这20年，尤其是后十年，是乱多于治。
3,资本社会主义阶段（1976～1997年）。或曰：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阶段。
市场经济代替指令经济，叫改革；市场半径延长到国外，叫开放。开放度从小到大，由经济扩展到管理、到文化，是大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是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
为什么要加个“资本”二字？两个理由：一是因为发达的市场经济是靠资本运作的，会产生资本；二是因为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资金就转化为资本。(参见徐觉哉：《社会发展规律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的表现》，载《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杂志2004年12期)
为什么不按流行的说法是从1978年开始，而是把1976年作为这一阶段的起点？实事求是地说，1976年后，已经开始转向经济建设。华国锋领导的那两年，提出了“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拨什么乱？无非是拨无休止地斗争那种乱。正哪一本？无非是要“正”社会主义建设这“本”。华是抓经济的。大家都还记得上峰曾经批过华国锋的“洋跃进”。且不论对“洋跃进”如何评价，从“跃进”二字的字面上看，可以知道华是抓经济的。翻开华的报告，就能看到他要搞多少铁路，多少大工程，等等。在“跃进”前加个“洋”字，也说明当时是想对外做生意的。比如华确定建宝钢，就是开放的产物。我们不能以人废“言”、以人废“功”，更不能连国家之功也废了。
再，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开展过真理标准讨论。如果还同过去一样的集权，完全可以下令停止讨论。“停止讨论”对领导来讲是很便当的。不管停得对不对，都是一句话的问题。可是，华没这样做。包括于光远发起的生产目的讨论，遭到一位副总理反对，结果还是继续讨论下去了。以华为首的党中央允许批现行的大政方针，不反对批第一把手。党内民主是改革开放的前提，党内民主为改革开放留下了空间。把华的两年置于改革开放阶段未必最合适，如果把这两年并入“文革”则更不公 平。
假若按流行说法，一定要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改革开放的起始点，其理由固然比以粉碎“四人帮”作起始点要充足得多。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两个“凡是”，就是奔向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可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中，找不到一个“开放”的字眼，只出现过一次“改革”字样，而且还不突出，没放在重要位置上，丝毫没有把“改革开放”作为方针来提。公报明确反对包产到户，就不是大改革的思想。但是，会上没把万里“走独木桥”的请求压下去，是正确的，还是有改革的潜动机的。会前邓小平要于光远等根据邓的思想写了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稿。解放思想就是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
1982年的十二大认识上有了飞跃，文件里多次提到“改革”，也多次提到“开放”，这在那个年代是“改革”和“开放”的最强音。但是，十二大仍没把“改革”和“开放”连在一起作为方针。只是在1987年的十三大，才提出“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
因此，可以认为从1976到78年是“改革开放”的前奏，1978到87年是“改革开放”的序曲，是动人的序曲。历史是过程。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胡耀邦能带领大家迈到那一步是难能可贵的，是可歌可泣的。勇士会战胜阻力，但任何勇士都不能不为阻力所阻。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的决定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这里讲的，已经不是国情问题了，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了。
建设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这一振聋发聩的论断，是邓小平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的。然而，这样一个重大理论提出后，并未被人马上接受。在实际上，被人回避、冷落了好几个月。一直拖到邓小平视察首钢以后，市场经济的思想才正式确立和推开。
市场经济带来了市场繁荣，国家兴旺，也推动了市场半径的延长。
对外开放刚开始时，我们强调的是，吸收国外的资金、技术、设备、人才。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邓小平年谱》1343页)十六大报告又提出，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从提出吸收国外的资金、技术、设备、人才，到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成果，这是对外开放思想的升华，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社会主义为什么必须吸收人类的文明成果？二是社会主义为什么可以吸收人类的文明成果？因为我们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因为人类的文明成果反映了现代化生产规律，反映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某些共同的价值追求。搞清楚这两点，至关重要。
社会主义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大道，走自己的路要同人类文明大道结合起来。人类之所以为一类，是因为有普世价值。不分青红皂白地批普世价值是对开放的抵制，是墨守成规的死灰在复燃。
我们要“走自己的路”，一是要科学认识国情，坚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二是要遵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三是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的文明成果，四是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五是要大胆改革和创新。走自己的路，是这几个方面的有机结合。
4，“泛市场化”的社会主义阶段（1997～2003年）。
推行市场经济以后，GDP连年上升，直线上升，是天大的好事，是灿烂，是辉煌，可是，经济增长的黄金期与社会矛盾的突发期并存，那就是畸型发展了。1997年以后，群体性事件的增幅大大高于GDP增幅，是事与愿违的。生产长一尺，社会矛盾长一尺多，其原因概出于贫富矛盾和观念冲突。邓小平不止一次地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我国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我们的政策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我们不会允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邓小平认为：“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把邓小平多次讲话概括起来，那就是，社会主义的内涵至少有四点：一是发展生产力；二是公有制为主体；三是消灭剥削，不许产生资产阶级；四是消除两极分化。用这四点来衡量1997年以后的情况，可以说四条做到了一条半，有两条半没做到。没做到的两条，一条是不仅没有消灭剥削，反而是加剧了剥削。许多行业的劳动者在出卖劳动力。许多行业的劳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过于提升了资本在分配中的比例，严重忽视了活劳动在商品生产中的作用。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所创造出的价值来分配。中国坚持按劳分配为主。试问：这个“主”字体现在哪里？再一条是不仅没有消除两极分化，反而是加剧了两极分化，加剧了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收入的“平均数”上 去了，收入的差距更大了。“张家有财一千万。九个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家家都是张百万。”没有做到的那半条是指所有制。90年代以来，公退私进，公私的比重在逆转。有人说：如今产值上的公私比已退为“公三私七”。单一的公有制不利于发展，这已为几十年来的历史所证明了；私有化不利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这也是为历史所证明了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在邓小平健在时没有出现过的问题。那就是在这一阶段，中国不仅出现了所谓的新资产阶 级，而且还出现了官僚资产阶级。那么，能把这样一个阶段称作什么阶段呢？有人称之为“社会资本主义”。他们认为，如果忠实于邓小平理论就不能称其为完整的 “社会主义”。但是，在这一阶段生产力是发展的，尽管有生产过剩的成分。公有制还是保留有一定比例的。那就是说，尚有社会主义色彩和社会主义成份。因此， 有人称其为“社会资本主义”。不过，我没有用这个概念，而是提“泛市场化”的社会主义，或者称“超市场化”、“过度市场化”的社会主义。
理论要清晰，就必须承认有剥削，有超经济强制，就必须承认资本主义成分在增长的现实。理论要一以贯之。不承认今天那占有剩余价值的做法是剥削，就等于说， 过去那般占有剩余价值的做法也不是剥削。这就等于说，丢掉了《资本论》三卷的真谛。消灭剥削是革命的出发点。不承认今天有剥削，就是抹煞了走向共和的起始点。承认今天有点剥削的现实，按照列宁说法：它是资本主义的“母斑”。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产前阵痛”。“水至清则无鱼”。“水至‘浑’”呢，则有人“浑水摸鱼”。在市场经济尚未完善成为法治经济的情况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难免会有官员下海，沉到浑水里不择手段地摸鱼，难免会出现剥夺、剥削和资本主义。这不是市场化带来的，这是“泛市场化”、“过度市场化”、“不规范的市场化”带来的，是利用职权搞垄断，“持‘权’抢劫”带来的，是权力进入市场的恶果。因此，我称其为“‘泛市场化’的社会主义阶段”。如果允许再作点分析，便不难看出：今天搞“过度市场化”的一些人，大多是1992年抵制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的那些人。因不懂市场经济而抵制市场经济，又因不懂市场经济而把权力进入市场经济。两极相通！
今天不是不可以利用一点资本主义，只是不宜过度，不宜为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可以完全相信：今后如果再能适当限制资本主义，注意削弱资本主义，会有助于在明天进而实现全面的社会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并最终取代资本主义，让资本主义成为历史。
5,走向科学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2003～ ）。
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在2004年9月的中共16届4中全会上，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后来又不断明确了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自从人类把发展作为研究对象以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人们对发展观的认识进入了新阶段，是发展观演化的第七阶段。尽管践行科学发展观还会遇到很多困难，可是，办法会比困难多，积重难返也能返。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必须、也一定能细化为各项具体政策，并进一步为亿万人民群众所掌握，从而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巨大物质力量。可以相信，我们在日益完善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社会一定会变不和谐为和谐，一定会从低度和谐提升为高度和谐。一个高度和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定会成为地球这片绿地上的和风劲吹的参天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