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

      写杂文是我的副业。我是在社会学教学与研究之余写杂文的。不过，我一直认为这副业是正业的延伸和扩散，是正业的一种生动活泼的表达方式。
      现在流行一种程式。一说论文，就是什么假设呀，就是根据一种什么理论展开呀，等等。这固然是一种重要的程式。可是，也应该放眼看看，不管是举世著名的洋理论，还是脍炙人口的土理论，有许多是在通信中提出的，是在讲演中阐发的，是在说说笑笑中侃出来的。既然人家可以用在说说笑笑中侃出来的理论为出发点，我们今人为什么不可以在说说笑笑中运用他的理论、发挥他的理论呢?
      更要紧的一个理论问题是：研究理论的目的是什么?理论无不是(请注意：我说的是“无不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而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首先要交给群众。衡量社会科学理论价值大小的标尺是什么?是要看其掌握群众的程度。杂文，按照中共中央前总书记、1927年以后的领导核心 ——瞿秋白的说法叫“阜利通”，即fuilleton，是“文艺性的论文”。(《(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文艺性的论文毫无疑问也是论文。人才都要“不拘一格”，人才撰写的论文更应当“不拘一格”。谁都知道，文艺性的论文读者面广，换言之，有助于把理论交给群众。因此，我在写作上坚持大、中、小并举，文艺性的、非文艺性的文章都写，尤其注重理论与文艺的杂交。打仗要重武器、轻武器配合，射程远的与射程近的并用。杂文是射程近的轻“武器”。我喜欢杂文的短小、灵敏，在针砭时弊时的刺刀见红。
      十年来，我先后在报刊上办了些杂文专栏：在北京的《民主》上与舒展、邵燕祥一起办《新三家村》专栏，在《上海滩》上与虞丹、何满子合办《沪渎三家村》专栏，在《新民周刊》上与沙叶新等合办了《一周谈》，在《竞技》上与吴兴人等合办了《场边三人谈》，在《光明日报》的《民主与团结》专栏上每双周发一篇杂文，还在我所在的校报《上海大学》上办了《杂咯咙咚》专栏。这次收入集子里的大多是这些杂文专栏里的杂文，以及发在《新民晚报》等报刊上的杂文。1992年前的杂文，己收进1993年出版的《我就是我》一书中了。有几篇当时遗漏的，这次也放在了这本集子中。
      我虽然自幼喜爱杂文，但是受水平限制，未能充分发挥杂文的杂交优势，论文之“论”不高，文艺之“文”不足，盼读者指点。
                                     2002年6月15日于上海天纵书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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