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

       钱伟长先生是我们上海大学的校长，可是，我对他的感恩不是始于上大。说来话长，那还是在我刚下到五七干校的1969年初。那时听了毛泽东关于清华大学《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报告的批示。文件中举了三个人的名字：一位是梁思成，一位是刘仙洲，再一位是钱伟长。文件认为，像他 们那样的人，有学问，对国家有用，应当“给出路”。
    
      “给出路”，在今人听起来不算什么，同现在常说的“尊重知识”相比， 实在是不足挂齿。可是，对无路可走的人来讲，“给出路”，哪怕是给条羊肠小道，也就相当于今天的高铁了。听了传达以后，我默默地想；幸亏中国有这三位“有用”的知识分子，为全国的知识分子争来了出路。大知识分子有出路了，小知识分子离出路还会远吗？鉴于梁、刘、钱三位都是自然科学家，我也将注意力相应转移，从1971年起，搞起了天文学、地学、体质人类学。
    
      “文革”结束时，三位中“走”了两位，这也使得我把感恩和崇敬集于钱老一身了。在1978年春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我作为《自然辩证法通讯》的记者，专门跑到钱老所在的那个小组听会，得以一睹钱老的风采。钱老的同学于光远先生当着钱老的面，对我说：“在‘一二九’时，伟长是骑自行车从北京到南京串联的……”这也更加激发我对钱老的敬重。
    
      同钱老比较多的接触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他担任重庆出版社“现代化探索丛书”编委会主任，要我写一本书。我当时正忙于《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事，实在是力不从心，可是出于对他老人家的感恩和崇敬，还是答应了下来。在这期间，我对他治学的严谨深有体会，从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1996年调上大任教时，他又同我作了长谈。我提出建立“上大社会学派”的建议，也是在这次长谈中获得启发和感悟的。上世纪90年代初，我建议博士生徐新研究无锡的几个大家族，她是钱老同乡，其中钱家是重头。这既是学术需要，也暗含我的感恩的心意。
    
      钱老驾鹤而去，我这种默默的感恩，则将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