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

　   一、增加社会事业投资。发展不是单指经济发展，还包括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互为前提。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导向、氛围和动力。要克服过去计划中“经济重、社会轻”的失衡现象。在经济发展的今天，也有条件向社会倾斜。1995年的哥本哈根首脑会议硬性规定了包括科教文卫体安环七项社会事业 （有的不含“科”）在内的投资，任何国家都不得低于30%。道理是，社会事业的投资少，社会病就多且重，社会病就会向别国传染。建议我国的“十一五”定为 “西三、中四、东五”。京津沪穗应在50%上下。
　　
　　二、要有个科学的指标系为准绳。不能再允许把过去那种抽象的模糊语言写进规划。 口口声声的“繁荣”是不顶用的。写在纸上的“大力加强”往往是“无力”的挡箭牌。挂在墙上的“高度重视”到头来是把“无视”说成“重视”。要一是一、二是二的指标，才有奋斗目标，才有监督依据。
　　
　　三、尽量增加透明度。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展开讨论，为五中全会献计献策。要把保密缩小到最小范围。不要把“公开的秘密”搞得神神乎乎。动员大家各抒己见，谁都不是代表官方的，更不是“最后决定”。只要不把官方的草案张扬出去就行了。其实，官方的草案也只能是草案，最后都要到2007年听人大的。

                                         2005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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