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

      我喜欢案头上的那些封面纸张坚硬得可以当水果刀来削苹果的刊物，可是更喜欢那为数不多的几本没有封面的刊物。在没有封面的那几本刊物中，我尤其爱看那本小32开本的、似乎是用卷筒纸印刷的《上海宣传通讯》。这本刊物是我案头上最为简约的刊物。

      读书是为了求知。真要求知是不问纸张的。纸张质量高，固然好，可是纸张不会增添书中的知识量。《上海宣传通讯》形式简约，信息密集，是吾之所最爱。一本80页的刊物常常刊出五、六十篇文章。篇篇都是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拿着放大镜也找不到空话连篇，在文风上带了个好头。

      作为摇笔杆子的人，爱看什么刊物就爱给什么刊物写稿。30年来，我为《宣传通讯》写了一些短文，连一些比较尖锐的文字，《宣传通讯》也敢于发表。比如，1995年第9期《宣传通讯》发表了我的《说“下”》，是批评有些干部到退的年龄还不肯退的。到退的年龄的干部可以说都是领导。批评领导会有什么后果，大家心里明白。我还讲不肯下来的官员不如北洋政府的总理唐绍仪，唐绍仪不当总理，当县长，还当得不错。比方毕竞是比方，很容易被人抓住小辫子。《宣传通讯》不怕抓辫子，公然刊发出来。刊出以后，果然有人来信批评，说文章混淆了阶级性。什么是“宣传”？ “宣传”就是启迪思想、解放思想。而要宣传新思想，必然要冲破旧思想的牢笼。《宣传通讯》不愧是姓“宣传”的，他们用理论的坚定性，顶住了外来的压力，从而增进了编者与作者之间的和谐。

      30年来，我充分领教了《宣传通讯》的求新精神、求新的做法。2006年，我在全国“两会”上交了个关于土地的提案，出发点是保护农民的利益。国土资源部不仅充分肯定，而且利用答复提案的机会，大胆地阐述了他们对农民有权对集体土地自主流转的新观点。《宣传通讯》敏锐地看到了这一观点的深远意义，马上在《宣传通讯》(2006年16期)摘发，立即在上海郊区引起震动，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土地腐败。现在农民土地的流转、买卖已经从“新观点”转化成了深受农民欢迎的“新规定”。这里也有《宣传通讯》这一臂之力的作用。

      参与是为了学习。30年来，我写得不多，看得很少，从《宣传通讯》里吸取了不少政治营养。

如需转载请事先联系www.dengweizh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