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伟志全集: 文化卷卷首语

邓伟志

　　《文化卷》是全集的首卷。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文化是反映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也是我多年的关注点。我一再阐述“文化功能”。当有人主张只能在经济上对外开放，不能让外国文化进来时，我说“带口袋来的人个个带脑袋”，提出欢迎外来文化。当有人只称颂南方的经济，不赞成南方的文化时，我提出“南来的风会北伐”。当有人以提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来邀功时，我认为这口号不及格，最多得33分。当有人提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时，我提出应当加上“无文不雅”或“无文不高”。当有人忽视道德建设时，我在国内第一个提出 “德治”。当有人把“德治”的概念接过去，将它与“法治”并列时，我又不赞成这种“平行论”，提出“主次论”，“法治第一，德治第二”。写了篇《“德治” 的重心在哪里？》。当中央提出“和谐社会”时，我立即著文，呼唤用“和谐文化”引领和谐社会。当有人用文化产业取代文化建设时，我提出文化是“理念的总和”。
　　理念，死抱着“文革理念”的人从前比现在多。从前，有人在特区听到一些新鲜口号，竟然抱头痛哭。很多人评价社会的尺度是倒立的。大的事不说，单讲一个名人的故事。大家知道，“文革”后中国还与苏联对峙。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请一批大专家敞开思想讨论苏联问题。有人认为在北京保不住密，便到上海警备区的一个招待所里讨论。主持人两位，为主的是经济学家，为次的是苏联问题专家，是位女士。正在热烈讨论时北京来电，对主持人说:“明天××日报将发表文章，批评你‘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错误观点。”潜台词的意思是，应以计划经济为主。
　　这位主要主持人立即主动地请“次主持” 主持讨论，他不再主持。因为，按“文革”上纲上线的逻辑:今天是“错误”，明天是“谬论”，后天就是……他是过来人，聪明。他想:何必再继续风光这两天呢？——这件小事说明: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有“文革脑袋”。在20世纪80年代那时候，很多人认为再不转变理念是不行的。这感染了我，启发了我。我于 1985年写多篇文章讲观念变革。1986年又写了《为观念的短命而欢呼》。为什么这样讲？谁都知道，意识是存在的反映，意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存在，巩固存在。大家看得很清楚，人类从“木器时代”到“铜器时代”经历上百万年。可是，近几百年来，作为生产力主要组成部分的生产工具在加速度发展。生产工具的加速度发展必然带来经济基础，即“存在”的加速度发展。存在加速度发展了，观念又怎能不加速度发展呢？
　　在这里，我还想着重叙述一下《文化卷》中有多篇文章提到的“和谐文化”。“和谐文化”同“观念变革”一样，都不是我最早提出的，是《光明日报》邀我到北京参加了一次“和谐文化研讨会”，激发了我研究“和谐文化”。与“和谐文化”对立的是“斗争哲学”。我吃尽了“斗争哲学”的苦头，看尽了“斗争哲学”的拙劣表演。话又说回来，在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在阶级敌人要把你这个阶级置于死地的时候，“斗争哲学”是必要的，可是在两大对立阶级基本消失以后，在阶级、阶层之间不再存在“你死我活”的条件下，再搞“斗争哲学”就是荒唐的了。特别是，所搞的斗争不是哲学意义的矛盾斗争，而是搞非人道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就是大破坏了。“斗争哲学”就转化为“破坏哲学”了，转化为“稀巴烂哲学”了，转化为“毁灭哲学”了。在“斗争哲学”弥漫的“文革”中，有数不清的儿女上台斗父母，有数不清的父母用大字报揭发儿女，有数不清的恩爱夫妻互斗的，还有对救过自己的恩人踹上一脚的。小人物这么斗就罢了，大人物也是这么斗的。包括后来出书歌颂的在“文革”中坚决不斗人的领导干部，说他坚决不斗张三也许是事实，可他坚决斗李四也是事实，无非是书作者故意“为尊者讳”罢了。一位洋作家在“文革”前一百年，写道:“在高压下讲的话不能算数。”这话是用血当墨写出来的。如果不信这句话，还有“甄别”，还有“平反”吗？这话无疑说出了一个真理。可是，还有另一方面的真理: “在高压下讲的话”是任何人抹杀不了的历史事实。我厌恶“斗争哲学”，我不赞成“斗争哲学”。因此，我起劲地写和谐文化。
　　《文化卷》不是系统讲文化。《文化卷》不是“文化学概论”。《文化卷》收了200多篇文章和《学派初探》(合写)一书，重心是在如何繁荣文化的“如何”二字上多泼些墨。为此，我在《文化卷》中大部分讲的是亚文化。文化发展到今天，敢于公开否认文化重要性的人不多。问题在于如何发展。亚文化是文化的根基，根深才能叶茂。作为草根的我主张从亚文化入手，以“亚”促上。亚文化发展了，整体文化就容易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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