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学二十年后公开一件好事
很多文章讲我是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妇女学的，殊不知还有一位，那就是侯狄同志。
早在1981年下半年，我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工作的时候，被抽到总社工作。到了总社不久，又被家住大百科总社对门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副主任于光远同志临时借调到他那里工作。全国妇联获悉于光远同志手里有毛泽东与张闻天合写的、没有发表过的《巩固家庭，变革家庭》一文手稿。全国妇联的同志很想见识见识这份手稿，也很想约于光远同志写篇有关手稿来龙去脉的文章。就是这个缘故，于光远同志向侯狄同志介绍说我是在复旦大学分校讲授家庭社会学的。
侯狄同志是老妇联，老革命，“文革”中吃尽苦头。“文革”后又回到全国妇联，主持研究室工作，主编《妇女工作》。大家都很尊敬这位老大姐。上个世纪80年代初，妇女刊物很少，《妇女工作》是妇女界，尤其是在妇女干部中富有指导性的刊物。她约我为《妇女工作》写家庭方面的文章。
当时的《中国妇女》杂志社，与于光远同志的家同在一个胡同。全国妇联也就在胡同口外几步远。大家联系比较方便。谈论的话题大多是妇女理论研究。鉴于这时中国大百科全书正副总编辑姜椿芳、阎明复等同志正在为民族卷奔波。没想到同在一个大院里的两家研究机构，一家主张用“民族学”作卷名，一家反对用“民族学” 作卷名，主张用“民族问题理论”。大百科倾向于用“民族学”。因为民族研究已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已形成不少独有的概念和范畴，同时也有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至少有一部分方法是自己的，可是，要把民族研究称民族学一时统一不了。姜椿芳、阎明复都是很愿意团结人又很会团结人的领导同志。他们就来了个“兼容并蓄”。卷名用“民族”，不用“民族学”。在条目里既有“民族学”，也有“民族问题理论”。当时《社会学》卷还没有提到大百科的议事日程，不过是迟早的事。 要编《社会学》，妇女理论定在其中。出于职业习惯，我便与侯狄大姐讨论起妇女理论研究能不能称得上“妇女学”的问题。令人欣慰的是，富有学术素养的侯狄大姐完全赞成用“妇女学”。她一口气讲了马列对妇女理论的贡献，讲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的妇女研究体系。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过了几天，我把妇女学的理论框架画了个图，拿给她看。她提了些看法，鼓励我赶快写成文章。不巧得很，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又奉调回上海，于是便把妇女学文章的事搁置下来。只在1982年在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短文中，提了一句：“重男轻女思想的回潮，要求我们加倍重视妇女学研究”。（《解放日报》1982年11月26日。后来收入《妇女问题杂议》，云南科技出版社1995年版）
后来，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又遇到了侯狄大姐。她再一次提出我那张图的事，她说：“快把图变成文章寄给我。”我说：“还很不成熟！”她在热情鼓励我的同时，又提醒我强调中国妇女学的“社会主义特色”，我答应了。回上海不久，便把题为《完善和发展妇女学问题》的文章寄给了她。文章分三部分：一、妇女学将在中国应运而生。二、妇女学的框架。三、中国妇女学应有的特色。第一部分是我与侯狄大姐共同议论过的。笫二部分是我根据侯狄同志称赞的我那张图变出来的。第三部分是遵照侯狄同志的提示写下的。
很快，我就收到了发表这篇文章的刊物。令我倍感兴奋地是编者还加了一个很长的按语。按语写道：“当前，全国妇联和省、市、自治区妇联，把妇女问题的社会调查和理论研究，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以逐步改变妇女运动理论落后于妇女工作实践的局面。因此本刊从这期起刊登一些理论文章，对妇女运动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探讨。我们欢迎各级妇女干部和热心妇女问题的同志积极地进行研究，并踊跃给本刊投稿。”（《妇女工作》1984年9期）后来知道这按语是侯狄大姐亲自加的。
有了侯狄大姐和她主编的《妇女工作》的支持，我的积极性越来越高。1985年春我应浙江省妇联的邀请，讲了《中外妇女学的研究状况》。讲道：“‘妇女学’起源于60年代美国的女性讲座运动……”（《浙江妇工》1985年6期）后来，又陆续到江苏、甘肃、辽宁、黑龙江以及一些全国性会议上讲妇女学。1986年我又在《中国妇女报》上发表了《迎接妇女学的黄金时代》（《中国妇女报》1986年1月27日。）
不料，一个多月以后，一位领导侯狄大姐这一摊工作的更老的大姐在纪念“三八节”的时候，写了篇大块文章（见《经济日报》1986年3月8日），严厉地指出：“‘妇女学’的研究起源于60年代美国”，“同事实不符”，后面又说：“我们的妇女解放理论，同美国、日本等国60年代兴起的所谓‘妇女学’无论在思想体系、服务对象、奋斗目标等方面，都是不同的。”接着，又传出了这位老大姐更尖锐的批评：“妇女学是资产阶级的。”“建立一门新学科，要经中央批准……”这些话很快在一些省、市、自治区妇女干部中传开。当时，社会上有几个人正在批判人道主义、批判异化，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各个学科领域都在找靶子，于是妇女学就成了“异化”。这时，我首先想到的是侯狄大姐。因为，我是业余妇女学，有回旋的余地；她是妇联专职干部，会怎么样？我为她的处境担心……。
怎么办呢？作为一个文人，没有别的办法，也不愿采取别的办法“求饶”，只有拿起笔来继续为妇女学正名。我写了《中国应该有妇女学——与○○同志商榷》。我指名道姓地批评那位老大姐，说她“不慎重”，“自相矛盾”。我写道：“我相信：不用多久，‘妇女学’一词将为妇孺皆知，将收入中国的百科辞典。”（《社会报》1986年11月26日。收入《妇女问题杂议》，云南科技出版社1995年版）
20年过去了，在妇女学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不应该再把侯狄大姐在妇女学上对我的教导，继续隐秘下去了。不说，总觉得憋得慌。说了，就想加一句：祝侯狄大姐健康长寿！
至于说，另一位老大姐，我20年前可以点名与她商榷，今天为什么却避而不提了呢？一则是老大姐刚刚驾鹤而去，再则是她，尤其是她的丈夫，后来也被人扣过什么“化”的帽子。我同情她俩！她丈夫晚年在天津出版的回忆录，写得那么真，那么好，我佩服！
往事并不如烟，往事也如烟。一时不如烟，久了也如烟。如烟不如烟？后人自会判断。